以消费品的姿态展示出“功用性”的身体，不同于以劳动力形态“功用”的身体。前者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自恋式崇拜的具体崇拜对象（我崇拜我的身体），以及作为社会礼仪这一价值交换的要素（正如上文所举的晚会一例），而在这个过程中“美丽”与“色情”是两个在作为消费品的身体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且不可分割的主题。鲍德里亚写道：“美丽与色情是不可分割的，并共同创立了有关身体关系的新伦理。它们对男女都适用，尽管如此还是被分为阴极和阳极，‘芙丽涅主义’（phryneism）和‘健身主义’（athleticism），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代指两种范例，其主要的基础论据是互通的。”

芙丽涅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位美女，因渎神而被判处死刑。在面对法院终审时雄辩家希佩里德斯当众扯下了她的长袍为她辩护说：“这是神赐予她的美丽，难道我们要毁掉这份美吗？”芙丽涅美丽的身体使法官和民众折服，于是一致将她改判为无罪（法国画家热罗姆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将美丽之于女性的绝对命令称为“芙丽涅主义”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也就是说，消费体系向女性传达的话语近似于“美丽是身为女性的最基本义务”和“女性拥有了美丽便无所不能”，即美丽的道德与美丽的“功用性”。不同的是存在于消费命令中的这种美丽并非如传说中的芙丽涅一样与生俱来且永恒存在，而是需要依靠各种护理品来塑造和维持的。例如，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年近六十仍热衷于出入美容院，用各种新潮护肤品和器械进行皮肤管理的女性。年龄造成的皱纹和色斑本质上用什么护肤品都无法弥补，但这并不妨碍中老年女性们继续服从有关美丽的绝对命令，像进行某种神秘仪式一样在脸上涂抹各种昂贵的护肤品，试图把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光滑、保持自己的美丽，但无论如何她们皮肤的弹性大都已经无法与二十岁时相比了。换言之，美丽之所以成了一个绝对命令，因为其本质仍是有利于工业—资本生产体系的一种形式。

如此看来，有关美丽的伦理与时尚的伦理、个性化的伦理并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被界定为有关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实用价值’都向唯一的功用性‘交换价值’进行了转变。美丽仅仅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持续运作。”鲍德里亚解释道。正如上文所述，在交换价值取代一切价值的过程中，身体的形状、皮肤的颜色等符号占据着有关美丽的符号秩序的最高位置（高于服装的华丽或饰品的奢侈），现在我们则可以更向上一层地看到，这种由护理品和化妆品行业主导的美丽占据着有关女性身体的符号秩序的最高位置（高于劳动意义上或健康意义上的身体），而那些不受化妆品商青睐的外形，或是不利于护理品销售的外形，则一律被排除在了“美丽”的范畴之外。这一逻辑对于男性同样有效，只不过男性美丽的形式不同于女性而已，更多地涉及肌肉的分布与线条、胡须、头发等体毛的形状，即“健身主义”。

在性与美的概念密切关联的情况下，与性相关的符号对美丽的“赋值”往往是高于其他符号的，这便是“功用性的色情”，鲍德里亚写道：“美丽的绝对命令通过自恋式投入的命令，转向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赋值的命令（前者偏向于将身体作为一份财产进行自我护理，而后者的目的完全是价值交换），它包含了在性层面进行赋值的色情。”色情与本来意义上的性，二者并非等同的概念。所谓色情，即把凸显性特征的身材曲线、代表性欲的衣着、具有性暗示含义的形状、性用品等与性相关的元素作为符号纳入价值交换的范畴。通俗地说，一名女性在展示自己丰满胸部的线条、体积、颜色和质感时获得了他人的赞誉，而在她展示自己的发型、眼睛颜色、指甲形状时，获得的赞誉则远少于展示胸部。“色情美”在交换中胜过了一般的身体美，性符号在有关“美丽身体”的符号秩序中的地位明显高于那些缺乏性意味的符号。一名女性通过在晚会上穿着凸显胸部的V字形低胸礼服，吸引到了比平时更多的目光和崇拜，这便是“用性符号为自己的身体赋值”。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性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两性特征（尽管存在女性乳房、男性喉结、两性生殖器官等长盛不衰的性符号），如同时尚产品会轮换和循环一样，名为“性癖好”的性符号也会轮换、循环，一些原本没有性意味的身体部位会在某一段时间内被赋予一层色情的含义（如足部、腕部、肌肉形状、特定的发型、服装等），而像追求最新款时装一样追随“性时尚”，选择性地裸露出一些当前受到追捧的身体部位，无疑也是一种以身体美为基础的、对自己身体进行的“性赋值”。

原本存在于交换范畴之外的性欲与性特征，在鲍德里亚看来应该与性符号区别开来，他说：“应该将作为我们社会中 交换普遍化范畴的色情与 本来意义上的性欲 明确区别开来。应该将 作为欲望交换符号载体的‘色情身体’ 与 作为幻觉及欲望栖息处的身体 区别开来。在身体—冲动、身体—幻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欲望的个体结构（性的原始功能），而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交换的社会功能。”尽管在实际中有时二者是混淆不清的，如最简单的性器官和第二性征，既是原始性欲望、性幻想的对象，也可以作为一种色情符号用于交换社会地位，但仍存在大量的色情表达可以被显而易见地划入纯粹“色情身体”的范畴（如上文说过的足部）。(www.daowen.com)

从符号交换的意义上来说，色情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礼仪：同样是在原有物品的基础上制造了一套标准化的符号、一套“虚拟现实”以供交换，只不过其主题换成了性而已，这与原本的性欲是无关的（还是摧毁与符号重构的逻辑）。那些声称自己性癖好异于常人的色情消费者，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地被这些元素唤起欲望并对它们心存幻想的呢？因此鲍德里亚将存在于色情中的性欲称为“既热又冷”的性欲，一方面它包含了性这一主题本身的“热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以一种工业化的方式被设计出来并传播的，是作为纯粹用于价值交换的符号而显得“冰冷”（这与“性冷淡”无关，性冷淡仍属于本来性欲的范畴）。

于是鲍德里亚批评道：“当代所有的审查官在（区别性欲和性符号）这一点上都搞错了（或者说故意搞错）。他们把在广告和时尚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裸体当作性欲望的目标而进行拒绝，却反过来将身体被切分的那些部分改编进一个对本来的身体进行升华的庞大程式之中。”换言之，被审查官们以“性欲望”之名否定的裸体只是商家给商品附上的色情、性符号（有哪个添加了性元素的广告的目的是勾起观众的性欲吗？）。而另一方面，那些被碎片化欣赏的身体，包括那些对不同身体部位的特写、勾勒出特定弧度的身体线条、具有性暗示意味的形状（同样是性符号）则在时装模特们身上受到了赞誉，模特从腰部到腿部的曲线被捧上高位，被称为“真正的身体美”。性符号一方面以欲望之名受到否决，另一方面又以身体美之名被推崇，但其实它哪边都不是（有关审查机制和广告中的色情将在本节的最后几部分进行详细论述）。“就像色情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从不在欲望之中一样，时装模特身上的功用性美丽在于‘线条’之中而不在于表达之中。它尤其意味着美的表达的缺失。”鲍德里亚补充道。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将“性唤起”界定为“对性产生了某些反应”的话，这种建立在性欲丧失基础上的性符号仍然可以承接一种仅存在符号意义上的“性唤起”，鲍德里亚称其为“空洞的性兴奋”。记得鲁迅先生曾写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抛开这句话放在当时的讽刺意味，其所描述的可以被视作一个符号意义上“性唤起”的过程。同样地，一些由于受到色情片影响而将女仆装视为一种具有性含义的装扮的男观众，哪怕看到了毫无肉体表现的传统英式女仆也会高呼：“是女仆！我兴奋了！”难道他们真的在声称自己对女仆产生了性兴奋的那一刻产生了生理意义上的性兴奋吗？绝大多数没有，这种兴奋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符号意义上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性符号是最为“纯洁”的（如果人们像清教徒一般认为性欲是“不洁”的话），因为它仅仅作为一个被抽空了内涵的外壳来让人们完成有关社会地位的区分与类同。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地说，这是一种催眠、一种致幻，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在那些因为时尚而不是因为快感而惊艳了的眼睛中的，是一个在催眠过程中被取消了的身体的真相。就是在这一范围内，身体，尤其女性的身体，构成了与其他‘无性用品’同质的、作为广告载体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