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上文有关文化再循环的论述的末尾处，我们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所有的文化都是根据既定的循环规则被媒体生产、传播、埋葬，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挖出来复兴，在内容已经不再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在大众传媒中看到的东西还是文化吗？抑或媒体本身？”对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此刻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至少在符号价值等同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媒体即信息’是消费分析的一个基础特征。电视广播提供的、被无意识地解了码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那些通过声音与图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相联系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进而成为相互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媒体的模式）。”该模式必定是建立在一个击退了所有事实，转而对事件进行全面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基础之上的。简言之，一条新闻的具体内容不重要，但它的“性质”和“含义”很重要。例如，在“波士顿遭到飓风袭击，灾后总统抵达灾区进行了慰问”这条新闻中，重要的不是灾区有多少民众受到了影响、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是否造成了伤亡，甚至不是总统向当地民众说了什么，重点在于一个“总统关心民众”的符号。如果是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在这条新闻之后接一条有关性少数群体的十五秒广告似乎再合理不过了，但在事实上飓风和身份政治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二者只是通过一个“the president cares”的符号，在电视台的操作下完成了一种奇迹般的承接（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强制模式，是因为这个过程是由媒体全权决定的，观众只能接受而无力改变）。

有趣的是，在将现实中毫不相干的东西用符号进行关联、拼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技术惰性”，即媒体逐渐放弃了麻烦的现场调查、采访和取证，而更倾向于参照其他媒体的报道和观点，使用一些传媒技术加以润色之后作为独家报道发布。信息之间出现了核心内容相互参照的状况，且润色的技术越是完善、描绘的“现实”越是生动、越是采用直播的模式以拉近观众与“真相”的距离，与真实的距离反而越遥远。传媒技术的润色说到底只是让内容看上去更漂亮、更可信的包装，当每一条信息都在参考其他信息及相关符号时，其“核心内容”就是虚构的符号，最终构成的则是一张互相参考的“符号网”，这就是媒体通过信息编织的“虚构现实”（后文将其称为“伪现实”）。

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声称萨达姆政府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我认为是十分典型的信息基于符号进行互相参照、最终形成虚构现实的案例。当时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调查人员进入伊拉克境内后并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一说法的客观证据，后来经查证发现这一消息的来源是英国的情报部门，继续调查后又发现英国的情报部门是参考了一名硕士研究生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当中提到了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证实，然而这并不妨碍美国国内的媒体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符号展开大肆宣传，以此引发恐慌情绪和主战呼声，也不妨碍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用一瓶洗衣粉把这番虚构的现实讲得绘声绘色，最终为合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霸权行径提供了强力的支持。这在今天听上去非常滑稽，但却是真实发生的、造成了多层意义上的现实恶劣后果的一次信息相互参照和符号虚构的现实。鲍德里亚写道：“有关越南战争的新闻参照广告、广告参照每日新闻的观点等，它们有条不紊地在符号之下并置，构成媒体的（且仅属于媒体的）推论模式、信息和意义。看到这点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它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

如此看来，在现代媒体的强制模式中诞生的信息是一种“专用于信息消费的信息”——事件由媒体采集（或者干脆放弃采集，去参考其他媒体的信息）、事件的性质由媒体界定、电视画面和采访由媒体编排、新闻由媒体报道。作为一种包装和曲解现实的功能，这种信息的主要作用被鲍德里亚小结为：

1. 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

2. 把新闻和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www.daowen.com)

3. 对符号虚构的内容进行颂扬。

我们今天对于“某家媒体有某种倾向”或“媒体受自身倾向影响而对事实进行选择性报道”等情况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如美媒CNN倾向民主党而FOX倾向共和党），但这么做其实是对新闻界所倡导的新闻报道客观中立原则的公然背离，或者说“新闻中立原则”自大众传媒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在真正意义上遵守过这一原则，只会在打击对手时把它搬上台作为武器使用。于是鲍德里亚写道：“因此大众传媒的真相是：对原本具有特殊性的、唯一性的鲜活世界进行中性化（neutralize），并代之以一个具备了多种相互同质、互为意义并互相参照的传媒的虚构宇宙。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切并可用画面进行任意解读的虚拟世界的意识形态。它传达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在一种无所不能的解读系统的覆盖下，媒体拥有了随心所欲解读已经变成了符号系统的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每一个事物本身都具备其独立于其他事物的特征，而大众传媒做的则是去除这些特征，将事物进行扁平化、同质化后，再东拉西扯地用其他的信息做出本质上是虚构的“独家解读”（仍是现实摧毁与符号重构的逻辑）。例如阿富汗战争早期，美国国内媒体在宣传过程中对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但事实上它们从头到尾都是三股不同的势力（包括后来伊拉克战争中的萨达姆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三个概念画上了等号），只是在媒体的解读下在符号层面被等同了，被强行融合成了一个概念。

在这一霸道的解读系统下，那些无法用现有符号进行解读，或者仔细解读之后发现不符合该媒体利益的事物自然不会被报道，这被鲍德里亚称为“解读系统的帝国主义”，他补充道：“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只有可以被解读的东西、应该被解读的东西，‘传奇’才能存在。这与世界的真相或历史无关，而仅仅与解读系统的内在严密性相关。面对着混乱、矛盾和冲突的世界，每一家媒体都把自己最抽象、最严密的逻辑强加于其上，每一家媒体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信息消费者们）。”反过来说，那些真正的“传奇”、对世界产生实质上重大影响的事件则可能因为缺乏戏剧性（或缺乏进行戏剧性加工的价值），没有传播、解读的价值而被淹没在由媒体强加的信息洪流中。至此，“媒体即信息”这一说法的逻辑便十分清楚了。那些通过阅读新闻来获取世界真实情况的读者们，他们消费的自然也只是经过媒体筛选和解读之后留存下来的虚构现实（可能包含着部分的真实信息，但信息所代表的意义一定是媒体解读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在大众传媒所触及的领域内，所有的事件、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都被信息同质化的过程摧毁了，唯一留下的是媒体价值、新闻价值、符号价值，且这种价值是以一种工业化、模板化的技术手段被生产出来并赋予事件的。

这在语言结构理论上同样是解释得通的。如果抛去观众这一角色，符号在媒体解读中的作用在鲍德里亚看来是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连接，即信息内容与含义的连接。他写道：“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画面中，或在以编码为中心的信息中，能指变成了自身的所指，其中两者的循环混同是偏重于能指的，即取消了所指和能指的循环往复。这便是在大众传媒层次上界定了消费、系统化的消费效应的东西。”这段话略微有些晦涩，翻译一下就是：在媒体解读的过程中，信息的含义通过符号的连接变成了其他的信息，而不是某种独立的含义。例如，在上文中提到的阿富汗战争中的诸多势力，作为能指的阿富汗“塔利班”一词的所指原本是一种阿富汗本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但在美国媒体的解读下，其所指通过“中东地区武装穆斯林势力”这一符号，转化成了“基地”组织或“9·11”事件恐怖分子等能指。换言之，由其他的能指替代了原本的所指（较为抽象的“意义”消失了，用来形容一个事物的是更加形象的“另一个事物”，且它们顺从于同一个符号，或作为略有不同的符号互相参考）。这是在纯理论层面的解释。鲍德里亚写道：“我们从以所指为中心的信息——过渡性信息——过渡到了一种以能指为中心的信息。电视媒体既不让人看到，也不让人理解具有各自特性的事件，而是在根据同样的编码规则对事件进行了重新诠释后不加区别地播放出来，这一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也是一种技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