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在上文中提了一个观点：“（在消费社会的环境下）每个人同样都应该做到‘跟上潮流’，并且每年、每季度、每月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以及文化）进行再循环。假如不这么做，就不是消费社会真正的成员。”如果说上一部分是对事实的陈述，展示了“再循环”这个过程摧毁了真实的科学和文化，将文化转化成“快消品”并颠覆了关于文化的一些重要概念，以此让人们对文化进行消费这一事实；那么本部分鲍德里亚讨论的重点就是这个观点的后半句，即“为什么没有紧跟潮流就不是消费社会的真正成员”，或者更直白、更上一层地说：“消费体系以怎样的手段保证人们无法脱离其控制？”我们在上一章曾论述过消费体系是通过对个性的宣扬、重构以及范例的塑造来实现了对社会的控制，把人们扔进了由消费符号建造的“自由”牢笼。那么，它该如何规训其中的个体以保证他们不会越狱呢？换言之，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的反对消费的方式——“真正的实用主义”，会受到来自消费体系怎样的阻碍？鲍德里亚在本部分以知识文化为切入点阐述了这一“条件反射式”的规训机制（这一机制同时也是摧毁知识文化的手段）。

这种机制的核心模式被鲍德里亚称为“转盘”（tirlipot）或“考试机器”（Quiz machine）。所谓“转盘”是一个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电台广播节目游戏，游戏规则大概就是参与嘉宾根据游戏主持人对一个物品的描述（颜色、形状、用途等）来猜测其名称，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衍生电视节目“Le Schmiblic”采用了类似的规则，并使得Schmiblic一词家喻户晓（也有拼作Schmiblick），用于代指需要问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重复筛选后才能确认它是什么的未知物体。尽管在“转盘”游戏的规则中参与者是被允许主动向主持人提问的，但参与者大都以“反复试错”这种入门级的探索方式完成了游戏（通俗地说就是“凑答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景：

甲：这个东西是橙黄色的，形状类似于球体，是一种植物，一般是用来吃的。

乙：是橘子吗？

甲：不对，它的味道是甜的而不是酸的。

乙：难道是柿子？

甲：不，它长在地上而不是树上。

乙：我知道了，应该是南瓜！

甲：答对了！恭喜！

也就是说，参与者们并没有表现出主动提问的能力，而是有意或无意地在避免采取提问、探究和分析这些令他们感到麻烦的行动（这是一个被鲍德里亚观察到的客观现象）。“转盘”只是一个简单无害的互动游戏，但对文化内容的摧毁和对消费者的规训正是遵循着类似“转盘”的模式，他描述道：“在‘转盘’中最重要的显然是参与，内容毫不重要。对参与者来说，重要的是获得了二十秒钟无线电波的乐趣，这点时间足够传播他的声音，把它与主持人的声音掺杂在一起，使他与后者进行简短的交谈，与那些热情而不知名的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神奇的联络。”游戏主持人手中的卡片上写的是什么物品，对参与者来说显然无关紧要，自己如何得出这一答案（或者是否得出）同样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己“参与了游戏”这件事情本身。鲍德里亚补充说：“显然，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自己回答错了而感到失望，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即‘通灵’——或者说是类似通灵的这种现代的、技术化且无毒的形式，即传播、联络。”这种联络并不是直接双向的，正如“转盘”游戏的观众并不会与参与者直接互动，重点在于参与者知道自己正在被成千上万的观众看到、听到，主观上感受到自己与一个群体产生了联系，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感受到的是自己与其他观众作为一个集体共存，我愿将这种集体参与的大舞台称为“现代版跳大神”）。

当该模式应用到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时，“强调参与、无视内容”的效果便更加明显了。丧失了对知识和文化主动探究能力，甚至彻底无视内容的消费者，就像在大学里写自由选题的论文时不知道该写什么主题，于是要求导师分配题目的学生一样。分配到的题目是什么、要写的内容是什么对他们来说不重要，文章写完能不能得高分，能不能让他们加入“优秀学生”的群体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再举个例子，在嘈杂食堂里借吃饭时间不戴耳机看静音电视剧的人在今天随处可见，剧集带来的综合审美体验（剧情、场景、演员演技、音乐和配音等内容）或许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了解大致的故事和演员表就可以加入这个电视剧的“粉丝圈”了（这才是重点）。各大视频平台上甚至出现了大量专注于“剧集速看”的解说栏目，大幅缩短了加入“粉丝圈”所需的时间成本，或者索性把剧集中的几个有趣的点压缩成“梗”，只要了解这些“梗”并且知道如何运用，从此您便可以光荣地自称是“某某圈子的一员”了。

如果“转盘”机制有点不太好理解，那么与之类似的“考试机器”模式对于在广泛应试教育环境下长大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十分亲切的。鲍德里亚描述道：“考试机器向您提出一些问题，每个问题附带了五个供选择的答案，您需要选出正确的答案。这一游戏是计时的，假如您及时做出回答，获得最多的分数，您便是‘冠军’。因此在这里没有思考的时间，只有反应的时间。考试机器考验的不是知识过程，而是瞬间反应机制。对所给出答案合理性的权衡是不必要的，也不应该进行仔细的考虑，而是应该看到正确答案就把它当成一种刺激要素记在心里。尤其不要做分析性的思索，那样会浪费您的时间从而只能获得最低分。”我们不难发现，与“转盘”机制不同的是，“考试机器”的机制要求参与者做出“瞬间反应”且要求“正确率”，而不是像“转盘”游戏一样无关对错的娱乐性参与（至少“转盘”的规则允许主动提问，只是参与者更倾向于“凑答案”这种简单的方法而已）。可以说，“参与至上”的“转盘”机制是在引诱参与者放弃主动的思考和探究，而“考试机器”机制则在参与的基础上要求了“正确答案”，变本加厉地强迫参与者放弃对内容的主动分析和理解，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形成一种与知识文化无关的条件反射才是在考试中成功的关键。(www.daowen.com)

按照“圈子”的一般概念，一个知识或文化圈内部成员相互之间分享的应该是“内容”（如历史爱好者之间会互相向对方讲解自己研究过的一些历史），但在内容已经被摧毁殆尽的今天，充斥着“圈子”的不是内容，而是如今被人们称为“梗”的文化交流符号（有趣的是，越是在大众化的圈子中，这个特征越明显）。鲍德里亚将其形容为：“在这里被分享的再也不是一种‘文化’，它甚至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由符号和参考、对学校知识的模糊记忆以及知识的时尚信号构成的奇怪集合体，人们把它命名为‘大众文化’，也可以称为‘最小公众文化’（Lowest common culture）。”

作为“转盘”和“考试机器”规训机制的产物，最小公众文化，它代表着普通消费者要获得消费社会公民资格所必需的最低的等同物，一套最小的“正确答案”——可以简单理解为考试中的及格分。说通俗一点，如果你想自称某位歌手的粉丝，哪怕你每天都听他的曲子听到耳朵起茧，对他的生平事迹烂熟于心，甚至尝试过与他本人取得联络，然而如果你没有购买与他相关的周边产品，家中没有贴着他的海报、放着珍藏版的CD和纪念册的话，你便失去了成为粉丝的资格（相反，另一个人如果家中堆满了这些东西，哪怕他从没听过这位歌手的曲子也可以高调地自称“资深粉丝”）。当然，不花钱取得“正确答案”的办法也是存在的，比如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为这位歌手站台宣传、组织粉丝聚会、发布相关二次创作（这种方法近年来似乎格外盛行），甚至打击这位歌手的竞争对手这种卑劣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接受的，但无论如何，若是一直默默无闻地喜欢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他的“粉丝文化圈子”认证为“合格粉丝”的。与这位歌手相关的周边产品，或是各种张扬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便成为粉丝群体这一范围有限的“公众”内部“最小公众文化”的承载物。

如果将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那就变成了如同前文中里斯曼所述的“构成普通美国人基本财产的标准组合”的景象（在实体产品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你家中没有电视机、汽车、洗衣机、洗澡间、电烤箱的话，你就距离被“开除人籍”不远了。在购买的过程中你不需要思考自己购买这些东西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也不需要去权衡买来之后它们会不会被频繁使用、能用多久（就像考试过程中不需要去思考选择题的备选项是否合理一样），因为这个思考的过程会放慢你“答题”的速度，甚至怀疑备选项正确性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受到惩罚的。事实上，消费社会中只有极少数人去主动探求“什么是我需要的”，大多数人在等待着一个“正确答案”的降临，给予他们一种确定性，告诉他们“这些就是你需要的，请按照这个标准装修你的房子”，随即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超市把这些物品一股脑儿地搬回家。鲍德里亚对此批评道：“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的内容排除在外。它不可能允许那些真正具备象征意义（文化）或教诲性质（知识）的东西发挥作用，因为那将损害这一仪式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有意义内容的形式编码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对于消费符号构建的这种如同宗教幻想般的“集体幻境”来说，真实的知识和文化在当中将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对于体系来说是恐怖的。

此外需要稍微补充的一点是，原文中并没有出现“规训”一词，将“转盘”和“考试机器”的机制称为“规训的机制”完全是我在解读过程中自作主张的命名。因为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机制造成的效果与福柯所述的针对犯人、学生、军人的规训基本别无二致（其核心目的在于让被规训对象的行为变得顺从，能够根据不同的指示无须思考地做出“正确的行动”。这也是我在本部分开头将消费体系称为“牢笼”的理由）。在此援引两段福柯对理想规训结果的描述：

引段一：受训人员的全部活动都应该用简明的命令来表示和维系。命令是无须思考和解释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无须废话。规训教师与受训者之间是一种传递符号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号，接收符号和立即做出反应。肉体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符号世界，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训练技巧，它从一切事物中专横地排除了任何主观观念、任何低语。训练有素的士兵开始服从任何命令（不论这个命令是否合理），他的服从是迅速和盲目的，任何的不顺从和拖延都是犯罪。

引段二：互教学校利用要求人们立即做出反应的符号系统来加强这种行为控制。甚至口头命令也成为传递符号的媒介。“进入你的座位”，听到“进入”这个词时，孩子们就把右手砰地一声放在桌子上，同时把一条腿伸进座位。听到“你的座位”这几个词，他们就把另一条腿伸进座位，面对自己的写字板坐下。“拿起你的写字板”，听到“拿起”这个词，孩子们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写字板挂在钉子上的细绳，用左手抓住写字板的中部。听到“写字板”这个词，他们就取下写字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可以说，这种规训机制造就的是一种文化符号层面的奥赛考试，要求的并非知识的积累，而是无意识的、八股文式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但有趣的是这场考试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主考官、监考人和判卷人，也不存在一个有形的规训教师向消费者们发号施令。鲍德里亚解释道：“既然最好的一体化体系从来都是对立竞争的关系，那么也许可以省去社会控制中那些陈旧的机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可以被考核，也可以作为考核者、评判者参与到其中。”这种有些类似于“发动群众斗群众”的逻辑，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集体决策机构”，但其实需要仰赖某些技术手段。在这本著于1970年的书中，鲍德里亚做出了一个预言式的论述，他认为尽管当时这样的“集体决策机构”还不明显，但随着具象意义上的“考试机器”——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人们在智力上的全部灵活性都将被完全地反映到点数上（以点数考核知识和文化），这时“最小公共文化”便能借此建立“集体决策机构”，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对方点数变化，并根据点数评估以裁定其“消费社会公民权”的系统便被建成。它将要求整个社会都参与到这场互相评估的符号考试中，做着相同的题目，买着相同的东西，选着相同的“正确答案”。我认为，在计算机（或智能手机）、互联网和大数据深入每一个人生活的今天，虽然鲍德里亚所预言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点数”的状况并没有露骨地出现，但互联网环境下每个人行为的符号化以及人们以“满足符号要求”为核心的行为（如社交媒体账号为了让自己“上首页”而不惜花重金购买虚假阅读量、播放量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鲍德里亚的预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仅靠消费符号对“范例”的单方面塑造并不能使购买者转化为消费者，消费体系需要做的还有摧毁真实（这在本章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始终是一个前拉后推的过程。摧毁的手段即通过应用“转盘”和“考试机器”的机制让人们放弃对真实的思考，以“参与至上”的主张、加速的“考核”压力培养一种个体无意识、一种肌肉记忆、一种条件反射。这种压力的来源并非某个具体的机构，而是一种群众之间相互的评估和监督，毕竟那些不愿意参与这一过程的聪明“异端”总是占少数，只要他们还在与社会产生联系，就总会有人通过大众传媒提醒他们及时答题、及时消费、及时舍弃思考（“真正的实用主义者”成了一种避世隐士般的行径）。

鲍德里亚小结道：“大众媒体文化总能被分解为刺激—反应、问题—答案的话语。兴趣、爱好、需要、决策，不管是面对着物品还是关系，消费者永远被挑动、被询问、被要求做出回答。每一种物品按照不同的类型被提供，个体被要求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购物行动就是选择，就是决定一种偏好，是对‘考试机器’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消费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游玩，而这一问题永远不会直接地针对物品用途，而是间接地针对那些能被不同类型物品回答的‘问答游戏’。这一‘问答游戏’和那些预先设置好的、与之相对应的选择，构成了与传统使用者针锋相对的消费者的特征。”

本部分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紧跟潮流就不是消费社会的真正成员？”在此得到了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的规训机制搭配上文化再循环带来的流动性，消费者所接触的约等于一场持续不断的、考题时刻变化着的文化符号考试，他们需要时刻在这种“应试压力”之下保持警觉甚至是恐慌，获取最新的“最小公共文化”以保证自己每一道题目的分数都至少保持在及格线以上（事实上，短暂地与潮流脱节，甚至是彻底与其脱节，都不会对购买者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摇滚歌手玛丽莲·曼森对大众媒体的一段评价在我看来是十分贴切的：“你在看新闻时你被时刻灌输着恐惧，新闻里有水灾、艾滋病、谋杀案，然后是高露洁广告、汽车广告。提醒你，如果你有口臭就没人会理你，如果你有青春痘女生就不会喜欢你，这是一场有关恐惧与消费的活动。这就是我们的经济，让大家恐惧然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