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了消费体系如何通过对个性化的宣扬、制造带有“最小边缘差异”的符号商品以及编码符号对消费者实施控制后，鲍德里亚在本部分简单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利用消费体系的技术手段来调节资本主义内生矛盾以维护自身统治的。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体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如果从表面上看，民主、自由、平等、权利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的主要价值，然而问题在于，社会系统在现实中调节政治经济矛盾时，其手段从未建立在这些在学校中被广泛教授的价值之上。一方面，由于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可靠，无论是理性人的假设还是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强调，都混杂了大量的理想化成分，很多地方并不符合社会现实，即“不足以实现社会一体化”。另一方面，存在一种与之截然相反但更加可靠、有效的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鲍德里亚写道：“这与平等相反，这种社会系统明确地把个体囊括到差异的体系中去，囊括到符号编码中去。文化如此、语言如此，最深刻意义上的‘消费’也是如此。”

这种差异和编码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不禁使人联想到米歇尔·福柯对规训的论述。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福柯认为，通过精密的表格和详细的记录把每一个复杂的个体转变为简单的符号，再根据他们身上的符号特征区分为不同群体，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管理的同时对其变化进行密切的监视，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运用于监狱、工厂、军队、学校和医院等场所中实现服从的重要手段。这种规训手段早已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运用，作为社会治理的最普遍方法（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可以说，现代社会的真实治理早已不是建立在启蒙思想的主张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个人意志和自由的摧毁以及符号重构的无意识集体之上（甚至个人意志与自由的天然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运用符号进行区分的广泛社会治理手段，而在于消费符号对区分的掌控掩盖了真实存在的问题（符号与消费符号是不同的）。尽管在本章第一节曾论述了大量关于机会平等和社会幸福的内容（主张广泛的幸福应该以普遍的机会平等为目标），但鲍德里亚并不否认福柯式的符号化和区分，作为一种软性政治技术手段，在客观上具有对于减少社会矛盾的治理作用（况且这种治理与机会平等并不矛盾），他说：“政治的功效不在于用平等和平衡取代原本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让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差异。”(www.daowen.com)

例如最常见的劳资问题，当工人们集体罢工要求增加劳动报酬时，比起盲目、统一、“平等”地增加劳动报酬，仔细考察每个工人的熟练度、工作年限、家庭状况等社会要素后将工人区分为不同级别（总结社会要素后对个人的符号化），进行差异化的、表面上不平等的加薪显然是化解矛盾的更合理方案。工人甲由于资历较深，得到了比资历尚浅的工人乙更多的薪水，差异化加薪的结果可能是财富的暂时性不平等，但统一的考核与区分的标准保障了每个人加薪机会的平等（乙在相同资历下也可以获得与甲相同的加薪）。工厂主在精确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让工人们回到了岗位，工人们也心满意足地得到了自己应得的薪水，矛盾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也曾做出过类似的基于社会要素的差异而实行表面不平等的论述：“各个人之间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一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在事实上富一些。要避免所有的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然而，当消费体系掌控了区分与符号秩序后，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真实矛盾逐渐变成了工人与工人之间基于消费符号的矛盾，劳资问题便被掩盖了下去。换句话说，消费体系并不是用消费符号替代了社会要素符号，向原有的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而是直接修改、逃避了问题本身。当甲和乙都购买差不多的商品时，若是某天工资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购买，他们很容易意识到这是工厂主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窃取造成的，从而联合起来要求加薪。而当甲和乙在消费符号的维度上陷入攀比时，甲拥有比乙更高地位的消费符号，比如一双高级皮鞋，那么乙便很难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是来自工厂主的盘剥导致自己买不起这样一双皮鞋，而是更多地归咎于自己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时间上不如甲。甲被高级皮鞋这个符号诠释为“富有的工人”，乙则由于没有皮鞋而成为“贫穷的工人”（基于商品对人的符号化），甚至会逐渐出现穿皮鞋工人对没有皮鞋工人的打压和歧视（上文所说的团体整合、同质化、圈子化）。工业体系创造的符号相互之间虽然不会出现矛盾，但能否拥有符号带来的区分却造就了符号持有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大的优势就是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不会对工业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统治构成威胁（甚至反过来有助于财富的增长），鲍德里亚描述道：“在编码的层次上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或者说，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时尚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

在区分的逻辑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学中有关消费安抚作用的“奶嘴乐”理论的问题所在。鲍德里亚写道：“消费并不是通过在个体身上积累舒适、满足和社会地位来抑制社会毒性（这种观点是与需求—满足的幼稚理论相联系的）。恰恰相反，消费是用编码以及与此编码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创造更多的舒适，而是相反地让人们服从游戏规则。”换言之，消费的作用是让人们进入一套人造规则、一个虚拟空间，在这套规则下为了获取规则所界定的幸福而互相斗争（这样的斗争必然是远离真实矛盾的），而这与“奶嘴乐”理论所说的舒适、安抚、幸福等概念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联系。人们得到的不是一个能使自己放松享乐的安抚奶嘴，而是一个互相厮杀的决斗场。消费符号构建的虚拟决斗场里无论打死打伤多少人都无所谓，只要不打到决斗场老板头上就行，至于决斗者们是否在互殴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那更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