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学对区分的认识在本部分的开头遭到了鲍德里亚的批评，他说：“传统社会学通常不把区分的逻辑当作一种分析原则。‘个体进行自我区分的需求’被传统社会学看作个体诸多需求中的一种，与相对应的‘类同的需求’（need to conform）形成了相互替代的关系。这两者适于进行心理社会学层面上的描述，但缺乏理论基础且完全不合逻辑，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之为‘类同性和独特性的辩证法’。这种说法将一切都变得混淆不清。应该看到消费并不是围绕着某个个体的个人需求组织起来的，个人的需求事实上是根据对名望或类同的渴望，以集体的语境作为参照而出现的。”

受鲍德里亚批评的传统社会学将个性与共性视为人诸多固有需求的一种，人们想要与众不同或追随大众，其本质不过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较高层次的两个互为阴极和阳极的部分。对于“需求具有先存性”这种说法鲍德里亚一直不予认同，区分与类同在他看来不是可以被满足的需求，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逻辑。正如前文所言，差异是天生存在（社会要素构建的差异）或被工业体系生产出来的（符号构建的差异），而类同则是在对普遍范例的遵循和对差异的编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说通俗点就是“先打散，后抱团”。

这就好比我们要开一个万圣节主题的聚会，希望每一个人都穿着独特的衣服来，到了聚会举办的那天，扮女巫的人扎成了一堆，扮吸血鬼的扎成了一堆，扮僵尸的又扎成了一堆。当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穿着独特的衣服时，参加聚会的人便被打散，每个人在准备衣服时都在考虑差异性的问题，都被赋予了一种区分的倾向，成为“个性化的存在”。而由于“万圣节”这一主题的存在，挑选服装时人们则会无意识地向某些“普遍范例”靠拢，女巫、吸血鬼、僵尸等符号就是作为塑造万圣节主题下参与者特异性的“普遍范例”而存在的，鲍德里亚将这个过程称为“在寻找自我独特性的行为中相互类同”。自我的独特性受到了来自商品的诠释，而商品的种类是有限的。几乎没有人会在万圣节聚会时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一方面是因为鬼怪的符号比起圣诞节的符号在万圣节的主题下暂时拥有了更高的编码地位，而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商家会在万圣节期间卖圣诞节的装饰物，反之亦然。

对于类同，鲍德里亚写道：“类同并不在于地位的平等化、集体进行有意识的同质化，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相同编码的共同持有，与一个团体的其他成员分享那些展现自己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正是与另一个团体的差异造成了团体成员们之间的相同。一致是通过差异建立的，而类同效应只是其结果。”再说简单一点，假设现在有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球可供人们挑选，而每个人为了体现自己的个性都会去拿至少一种球，随着拿球的人越来越多，必定会出现很多人拿着同一种颜色的球的情况。拿着红色球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展示自己手中的红色球，以此将自己区分于拿着其他三种颜色球的人，同时感叹自己的个性与其他三种人是多么地不同，至于他们彼此之间则形成了高度的类同（当然，还有一种人坚决抵制拿任何一种球，并聚在一起将不拿球视为高尚，即前文所说的“抵制消费的知识分子们”）。

这种“由差异带来的类同与一致”表现在当今就是逐渐泛滥的“圈子文化”，无论是偶像圈、游戏圈、文学圈、摄影圈、健身圈或是其他各种千奇百怪的圈子，每一个圈子甚至可以往下无限细分成各种小圈子、微型圈子。但无论如何，所有的圈子不论大小，其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相比始终表现出了高度的差异，而内部成员之间则表现出了高度的类同，甚至出现了“某某圈生存法则”这种将一个圈子内成员行为特征以及相处模式进行简化后集结而成的教条。

由此看来，“类同”并非如传统社会学所说是人类的固有需求（也有说法将其称为“归属于集体的需求”或“人是群居动物”），而是差异化与符号化的结果。这个过程类似于从个体有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变，明确这点在鲍德里亚看来，至少在学理争议上是十分重要的，他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要求把有关消费的一切社会学分析从对名望、对‘模拟’的现象学研究，从有意识的表面社会动态领域，转移到对编码、结构关系、符号以及区分材料系统的分析上来，转移到某种关于社会逻辑无意识领域的理论上来。”换言之，过去对消费的研究仍然相信人在进行消费时是有意识地进行需求满足，哪怕这个需求是所谓“区分的需求”（对名望的需求）也是一样的，区分、消费、类同都被当成理性现象来看待。而鲍德里亚对区分和类同进行讨论后则相信，现代消费中早已不存在个人的意志，构成圈子的每一个个体就如同疯狂的明星粉丝一样，在消费时都是具有组织但无意识的，仅仅是在履行对符号编码的服从而已。

因此，消费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就应该从“每一个人想要什么（需求）导致了他消费这个东西”转移到“体系是通过哪些手段让人们想要消费这个东西的”上，也就是对符号编码、结构关系和区分材料（内容）的研究。这种有关个体无意识、集体组织与消费狂热的观点有些类似于加尔布雷斯，不同的是加尔布雷斯的重点放在了供需逻辑之内作为个体的商家对消费的鼓动，以及商家对需求的独立制造，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带来的无意识是消费体系运作的结果（通过参考杰尔瓦齐的社会价值体系论）。(www.daowen.com)

抛开学理上对研究对象的复杂争议，对于消费社会中人造的“消费符号差异”与在此之前就存在的“真实差异”，鲍德里亚表示，二者最大的不同，表面上在于后者之间通常相互冲突，而在前者的范围内，不同差异之间通常互为诉求，就像光影一样互相依附。如果没有其他三色的球，手持红色的球就不再是一种“差异”。一种个性是不可能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单独被称为“个性”的。这造就了团体整合式的差异交换，人造的差异与个性在消费社会中就如同物质商品一样可以被生产、被交换、被购买，这一阶段的消费被鲍德里亚总结为拥有以下的特征：

1. 不再是对物品功能的使用和拥有（放弃了对使用价值的获取）；

2. 不再是个体或团体名望的简单功能（也不是如传统社会学所言一般，通过符号展现名望）；

3. 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是一种语言。

如果说本章第二节强调了消费像计算机语言一样对社会进行编码，构建了一套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的符号秩序，从而实现了控制，那么本部分的论述便着重于消费作为交流语言是如何发挥控制作用的（两种方式之间也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在经过了这一轮的论述后，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通过获取符号来显示自身地位”便成了一种不是特别严谨的说法，因为具有社会地位的并非持有符号的个人，而是被符号所编码的团体、圈子。个人进行的“拯救自身阶级”式的消费，本质上是在尽量让自己加入一个在符号秩序中享有较高地位的群体，获得与这个群体的共同语言，与之进行类同。至于符号秩序中不同群体的地位分布，则由垄断的托拉斯们主导，就如同上文中提到的钻石与其他珠宝材料一样，代入团体整合的逻辑便成了“钻石圈”的消费者们要比“黄金圈”或“玉石圈”更加高贵，“钻石圈”的男人比其他任何珠宝圈的都更爱自己的妻子。鲍德里亚小结道：“人们在里斯曼那里看到了同身份团体使自己的爱好社团化、互相交换想法，并通过（与其他身份团体的）持续竞赛来保证团体的内部相对（独特）性和自恋式的团结。团体之间通过‘竞争’来‘促进’团体，这种竞争不像市场竞争般开放而激烈，而是被模式编码过滤了的、符号层面的竞争。”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既然差异必然会导致抱团，为什么只有消费符号构建的差异造成了这种团体整合式的差异交换？或者说，为什么那些由社会要素构建的真实差异没有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圈子”？答案很简单，因为真实差异是“不可交换的”，而符号差异附着于商品，可以被随意交换，还可以被工业体系随意生产。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今天买一堆昂贵的时装加入时尚圈，明天买几辆豪车加入汽车圈，后天再买一堆古董加入古玩圈。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我们花多少钱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一名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这不同于前文中抵制消费的激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水平上的差异是靠长时间学习和领悟而造就的真实差异，是不依托于任何商品的社会要素，是无法被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非卖品”。“例如，出身、血缘、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是不进行交换的，它们是不属于消费模式下的、触及本质的差异。它们没有‘被消费’。而服装、意识形态甚至性别的差异在一个广阔的消费团体内部互相交换着。”鲍德里亚如此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