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消费社会:滤镜下的工业生产

消费社会:滤镜下的工业生产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已经从属于工业生产,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变成了一种“被有意创造出来的工业产物”,而工业生产的产物之间几乎不会冲突。人工创造差异并使个体服从于某套“范例”的过程被鲍德里亚称为“差异的工业生产”。而当“差异”和“范例”通过符号化的商品成为工业产物时,集中垄断的趋势并不会因为产品内容改变而改变。“差异”围绕着几个特定的中心受到垄断化控制。

消费社会:滤镜下的工业生产

在消费系统将个性捕获之前,人与人之间由于存在的个性(真正的个性层面)的差异,往往会出现很多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然而在个性被消费系统捕获并通过符号重构之后,这种由个性引发的矛盾则几乎消失不见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已经从属于工业生产,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变成了一种“被有意创造出来的工业产物”,而工业生产的产物之间几乎不会冲突。人工创造差异并使个体服从于某套“范例”(model)的过程被鲍德里亚称为“差异的工业生产”。

举个例子来说,每个人待人接物方式的不同经常造成冲突,性格差异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差异是既受先天因素也受后天因素影响的,极难被符号化和重构。但消费体系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性格差异”的捕获,从坊间广为流传但毫无科学依据的星座性格说到血型性格论,再到近年来在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MBTI性格测试,都属于试图将复杂且混沌的人类心理以简单符号进行替代所做出的尝试。尤其星座和血型,认为出生日期的不同和生理血型上的差异对人性格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张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但这并不妨碍处女座被打上强迫症和完美主义者的标签,也无法阻止O型血被视为是怀抱浪漫且难耐寂寞的标志。可以说,星座性格和血型性格的差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造的性格差异”。

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张三和李四由于性格不合经常发生冲突,某一天两人去体检,张三发现自己是O型血、李四是A型血,于是两人就去查阅血型性格书中关于A型血与O型血应该如何和睦相处的内容,往后遵照书上所写的模式相处,两人冲突大大减少了。张三和李四性格的差异以及未来冲突的可能性是由于遵循了血型书而消除了吗?并不是。两人之所以能和睦相处,是因为血型书上不可能写“A型血和O型血永远势不两立,终身矛盾重重”这样的话(作为工业产物的符号之间几乎不可能冲突)。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在性格上的差异和冲突从始至终都没有被化解,而是被血型书上所规定的范例暂时掩盖了下去。从本质上说,两个人各自顺从了一个由符号所编织的范例,差异是存在于符号层面而非真实层面的。我们甚至可以略微夸张地说,后来在相处的并非张三和李四,而是血型书上描述的A型血人和O型血人,张三和李四的真实性格已经被不动声色地删除了。

或许有人要问,遵循消费符号所编织的范例能让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减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这种范例所带来的危害至少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从个体层面来说,除了“个体间的真实冲突”始终没有被直视和解决外,更重要的是,长期地抛弃与生俱来的个性去扮演由消费符号塑造的角色,这对于个体而言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忍受的。后现代社会城市居民的烦恼和放纵狂欢式的娱乐,很多时候是来源于这种“自我”与“符号角色”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消费范例下,如果你要以一名高端白领的身份在城市中生活,那你就必须买几套体面的正装、养一辆昂贵的汽车、时常出入酒吧和俱乐部、报名参加一些高雅爱好的培训班,然而并非每个人生来就对这样的消费生活感兴趣,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负担这种消费的经济能力。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查攻略”的日本社会,文化产业贡献GDP逐年上升、生育率持续走低、自杀率始终居高不下,我认为是这种戴着“昂贵且令人不适的面具”的典例(这样长期持续的虚假状态最终可能以矛盾的集聚爆发为结束点)。

第二,便是鲍德里亚的观点,从社会层面来说,对范例的广泛遵循最终会造成差异生产的垄断化和集中化。他写道:“无论进行如何精细的自我区分,都是通过对某种抽象范例,通过某种时尚组合形象作为参照物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因此放弃了一切的真实差异和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只有在与他人或世界产生具体的冲突时才会显现。区分的奇迹和悲剧就在于此。于是整个消费进程都受到人为分离出来的范例的生产者所支配,在这种生产中存在着与其他领域相同的垄断性趋势,存在着差异生产的垄断化和集中化。”

很明显,来自消费领域对范例的把控不同于来自宗教或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控,消费天生是与工业资本的生产利益相绑定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谈到,新型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生产具有集中垄断的趋势,煤矿、钢铁、工厂、铁路被少数的联合体托拉斯统一把控,技术工人和小企业只能被迫接受巨头们所制定的行业标准,否则就将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困境。而当“差异”和“范例”通过符号化的商品成为工业产物时,集中垄断的趋势并不会因为产品内容改变而改变。“差异”围绕着几个特定的中心(或是几个工业集团)受到垄断化控制。购买“网红”标签的商品成了年轻时尚的范例、赠送玫瑰花成了爱情的范例、呈上钻石商品房成了婚姻的范例、扫荡本国制造的商品则成了爱国情怀的范例。通俗地说,为什么用钢铁打造的戒指不能用来表达婚姻的坚固呢?真的是因为钻石比钢铁坚固吗?不,仅仅是因为来自钻石工业的托拉斯垄断了有关婚姻的“差异”的生产,使被钻石这一符号所构建的个性和差异被编排在了区分中的最高位置。婚戒的材料,过去我们有黄金、铂金琥珀珍珠玉石等可以选择,而如今钻石正在逐步取代它们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受工业集团垄断之前和之后范例的不同。(www.daowen.com)

现在再回到“冲突减少”的问题上,可以说,由消费符号带来的和谐中,消费者们就像是霸权体系下“附庸”于超级大国的小国们一样,在同样的威压之下受到相同的剥削,彼此之间只要遵守大国定下的游戏规则就几乎不可能发生冲突。唯一的不同是,针对消费者的剥削不像大国对小国一样是对其战略资源的直接掠夺(这种掠夺经常导致政变和民族革命),而是更加严重地建立在对其价值观重建基础上的财富压榨。对于消费者对个性化和差异的追捧,以及对范例的顺从,鲍德里亚略带讽刺地批评道:“垄断和差异在逻辑上是无法兼容的。它们之所以可以共存,恰恰是因为(由消费符号重构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它们并没有给一个人贴上独特的标签,相反,它们只是表明了这个人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他对某种变化不定的价值的皈依。”

通向个性化的渠道被鲍德里亚大体总结为三种,自然化(如上文提到的超级美宝)、文化化(如将其与特殊文化意象相结合,或者干脆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以及功用化。自然化和文化化都很好理解,但功用化可能会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事实上,将商品的功能作为创造差异的符号是十分常见的。上文中鲍德里亚引用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广告中提到的“男性优先考虑的是汽车的完美技术性能”正是一种功用方面的个性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对多功能电器的追捧(以至于曾一度出现了同时具备打火机和电话功能的手机),到今天无处不在的单一功能小家电三明治早餐机、一次烤两个纸杯蛋糕的小型烤箱、手持香薰机、一次洗一件衣服的手持洗衣机),在一般家庭中,这些外观漂亮、看似实用的产品在买来后通常被闲置,人们还是更习惯自己一直以来使用的东西。换言之,所谓的“实用主义者”也成了一种个性、一种可以通过对符号的消费而被塑造出来的个性。再举个例子,借助对技术研发力量的垄断,今天在电子科技领域的垄断托拉斯们完全可以创造一款搭载了无数我们从头到尾都搞不明白的复杂功能的手机,或者给手机装上一个我们日常根本用不到的极超清摄像头,又或者把手机做得像书本一样可以折叠、像纸一样柔软。这些五花八门的提升从表面上看都是技术性的、功用性的,但始终只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炒冷饭。然而,如果开发商的目标仅仅是用“技术提升”作为符号,以此吸引那些“硬核技术宅”或者“科技迷”来购买的话,从iPhone11到iPhone12微不足道的更新也足以塑造他们的个性了。在我看来,像自热开水这种带有一些玩笑性质的“实用”产品,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符号塑造的“实用主义者”们的绝妙讽刺。

鲍德里亚小结道:“个性化的普遍程式可以历史性地定义为:这是取消了人们之间真实差异、使人们及产品都趋于同质化,并同时开启了区分时代的一种集中垄断性工业。这有些类似宗教或社会运动教堂是在人们的原始冲动消退后才得以建立的。在这里也是如此,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的。”这种在产品使用价值同质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号意义上差异化的操弄、对不同的人造个性进行排列组合、对显著划分了不同风格和地位的细微质量差异进行研究,即本节标题所说的最小化边缘差异(smallest marginal difference)。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关珠宝的争论不再是该用铂金还是该用钻石制作婚戒的争论,而是围绕钻石大小、净度甚至是加工方式等最小边缘差异展开的争论。两个钻戒本身质量差异十分细微甚至在常人看来二者完全一致,而正是这种细微的质量差异使它们在符号意义上差异巨大,以至于男人们会在自己为妻子买了净度E级还是F级的钻戒的问题上展开争论,以此区分哪边更爱自己的妻子。相比男性,消费体系对女性的迫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化妆品护肤品服装等行业通过投放成千上万个针对女性的广告,拆解了女性独立于这些产品之外的自我,使她们放弃了作为人的个性,成为用于涂抹化妆品的模特,其对最小边缘差异的热衷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从口红的色号到指甲的形状乃至睫毛的形状,有些差异甚至微小到了连最敏锐的艺术家都难以察觉,但对于被符号掌握的狂热女性消费者来说,这对她们能否在聚会上大显风光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个性化消费体系是如何塑造男性与女性的“范例”的,在本节之后的部分会详细讨论)。

大众热衷于消费符号上的最小边缘差异的后果,除对真实差异的无视外,鲍德里亚认为还会导致原本就已经十分严峻的社会歧视得到强化,他写道:“(在由商品和消费所创造的社会等级中)人们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任何对这一差异编码(这一编码像礼仪一般变幻不定)的侵犯都会遭到打压。有一则趣事可以为证:一位旅行推销员买了和老板的车同一型号的梅赛德斯,于是立即被后者解雇。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申诉而获得了赔偿,但仍不能重新获得他原来的工作。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受到了深刻计划的物品面前则没有丝毫平等可言。”在这种由符号主导的歧视中我们会发现,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社会的“横向分割”与“纵向分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例如,肤色原本是属于“纵向分割”的范畴,皮肤颜色深与浅的差异,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可以区分出孰高孰低的范畴。然而,化妆品商对于“美白”这一概念的来回灌输,将白与美联系在了一起(并非每一个人在看过化妆品商的广告之前,其审美都认为白即是美),让浅色的皮肤成为高人一等的符号。原本的“纵向分割”转化成了“横向分割”,对深色皮肤人群的歧视,无论他们是先天基因导致的黑人还是后天日晒形成的农民或工人,都由此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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