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否定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享受与消费的关系后，鲍德里亚再次强调了消费的控制作用：“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套价值体系，具备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那么，消费体系又是如何驯化一批又一批的民众，使他们成为遵循消费体系下社会价值的忠实信徒呢？信用被认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信用，或者说信用卡制度在消费层面的开放（早期的信用制度只对生产者开放用于生产早期资金投入），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对于个人言而有信的良好品行做出的奖励（信用卡通常对于信用好的用户会开放更大的额度），但实际上它作为通往物质丰盛的捷径摧毁了传统的经济系统。在信用卡制度出现之前，人们始终遵循着“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这样一个原则，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适度购买商品，在每个月拿到工资后对接下来的花销进行规划，剩下的钱拿去储蓄，这是一个早已延续了千百年的社会经济系统。而消费信用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良好的循环，使人们彻底省去了“购买前的规划”这一环节，使他们的购买行为遵从消费体系的规划而非自己的经验（包括物品的种类和购买的频率），避免他们将钱进行稳定的支出和储蓄从而成为“无法开发的消费力” 。

当人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有钱就是为了消费”的习惯，甚至对信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之后，消费体系的驯化就基本完成了。信用带来的似乎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狂热，以最为精神分析的口吻来说，手持信用卡的消费者在消费时多半处在一个失去理智、缺乏判断力的状态中。而消费体系下纷繁复杂的符号商品作为这股狂热的引导者，把消费者导向了预先规划好的符号秩序中，大量消费者的涌入使区分成为可能（区分甚至可以无限地细化），通过符号价值高低的变化来左右群众行为的社会秩序便因此得以建立。鲍德里亚说：“信用是消费体系榨取储蓄并规划需求的一种理性程序，正如有偿劳动是工业生产体系中榨取劳动力并增加生产力的理性程序一样。” 对于消费和生产力提升的关系，加尔布雷斯也基本持与鲍德里亚相同的态度，他说：“通过把波多黎各人发动起来进行消费，使他们从原本被动懒散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当代的劳动力。”而这种说法无疑是那种受到调节的、强制的、制度化的和被鼓励的消费在当今社会经济秩序中战术价值（带来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明。

前文说过，消费体系与工业生产体系之间虽然高度关联，但二者始终不是相同的概念。简单来说，工业生产体系的目的在于财富和经济的增长，而消费体系的目的在于对社会形成全面的控制，创造需求、引导购买、建立区分的秩序、保障特权阶级的符号优势，以此形成对工业体系的护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对工业资本的护持）。鲍德里亚将二者描述为： “我们不知道这种系统性的消费驯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十九世纪对农业人口进行的、面向工业生产的大驯化在二十世纪的延伸。工业体系对大众进行了社会化并使他们成为生产劳动力，而这一体系还会走得更远，直到实现自我完善并对大众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化，使他们成为消费劳动力。”

简言之，工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共同创造了一个经典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的自循环。由消费体系来向受它控制的人们喊话，告诉他们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工业体系随即生产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需求”（并从中盈利）。当然，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也会反过来，当工业体系的部分出现过量生产导致小范围萧条的情况时，就由消费体系调整符号的顺序、鼓动消费者创造大量的“消费需求”来完成对产品的消耗（成为网红食品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卖不出去才成的网红食品）。

从两个体系的目的上来看，掏空群众钱包的大量消费对于二者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对于以财富增长为目的的工业生产体系来说，很好理解，人们为了更多的消费就要进行更多的劳动以获取更多的报酬，消费越多，自然生产力带来的财富增长也就越多。而对于以更有效的控制为目的的消费体系来说，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更多的符号，更多的符号意味着更全面的侧写、更容易进行细分化的编码、更容易实现控制。一个日常生活被大量符号包围的人和一个几乎不为符号所动的人，二者相比显然是前者的行为更容易受消费体系的调节和鼓动。(www.daowen.com)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消费体系与工业体系之间紧密的合作如人为操纵般地精准、合理且有效，但这两者仍不是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企业能够单独左右的（除非出现一个单方面掌控着工业生产、政策制定、大众传媒、艺术文化创作、科技发展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超级寡头，又或是各界的巨头组成联合体托拉斯，如现代美国的政界、金融、企业、学界旋转门）。

对于这种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的合作，鲍德里亚略带嘲讽地评价道：“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存在一场决定性的人文大变革把‘痛苦而英雄的年代’和‘舒适与消费的年代’划分开来，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的欲望！”换言之，消费体系描绘的现代生活美好图景，它想让所有人都相信的叙事，似乎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看吧，比起过去处处受道德、权贵、血统和宗教戒律限制的封建时期，你们现在可以随意购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们的欲望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解放，你们可以随意地在商品的世界里享受一切你想要的，这是多么地幸福啊！”然而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包装，始终只是被控制者眼中虚假的表象，对此，鲍德里亚解释道：“消费体系的命令以颠倒的形式渗入了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中（这或许是消费体系最令人恐惧的地方，即与日常伦理的无形融合）。这种形式表现为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进行解放。然而，这只是用开支和享乐的消费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和劳动的‘清教式’主题罢了。所谓的人文解放和大变革只存在于表面，这种内部的替换只是在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控制系统范围内，用一种价值体系取代另一种相对变得无效了的价值体系而已。”简言之，控制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大众越加地不承认名为“宗教”和“封建王权”的皮套了，于是它便披上了一层名为“消费自由”的新皮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大众便瞬间趋之若鹜地聚集到了它的旗下，成为它的忠实信徒。我想这就是长期以来消费体系被人们称为“拜物教”的原因，因为它是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价值体系而存在，而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存在的（宗教的作用也是维持一套价值体系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对特权阶级持续输送利益并形成护持）。

对于来自消费体系的控制，鲍德里亚小结道：“丰盛和消费不是已经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它们是一种新的客观形势，这一形势受到同样的基础程式（对社会的控制）的支配，但却是由一种新道德模式决定的——这一切都对应着在同一扩大了的系统中进行着的、在受控制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生产力领域（后工业时代生产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客观的‘进步’，这仅仅是同一种东西和另外某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