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系被讨论的消费与作为行为被讨论的消费，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鲍德里亚认为是消费体系与快乐、享受、愉快等概念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消费体系是否认和排斥消费者作为个体的享受的（尽管这听上去有些矛盾）。

他说：“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核心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一些固有的）欲望进行隐喻式表达的目标和（以区分符号的方式）产生社会价值编码的目标。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一个集体功能。”也就是说，消费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从不关心个体是否通过消费感受到了享受与快乐，而是着眼于个体在消费过程中是否处于（由符号构建的）社会秩序的正确位置上。例如，我们难以确切地评估一件昂贵的大衣可以给它的购买者带来主观上多大程度的享受，但大多数人却能确切地知道它的主要购买者是那些处于上层阶级的富人或是有权势的人，下层阶级拥有、奢求这样一件大衣则被普遍且自然地认为是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构成了一种消费符号秩序，或者说一种普遍的道德观），由符号构建的集体社会秩序在“对符号化的大衣的占有”上得到了展示和维护。换言之，哪怕我们退一步认为昂贵大衣真的能为个体带来享受的话，那么为了用符号对现有的阶级和社会秩序进行维护，消费体系将剥夺一部分人获得享受的权利，同时保障另一部分人获得享受的特权（尽管消费体系本身是完全不考虑对使用功能的分配的）。这体现了上一节所说的“消费对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鲍德里亚补充道：“消费作为一个系统，它主要维护着符号秩序的稳定和组织的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这意味着个体的享受只是消费体系对社会进行区分过程中的副产物，享受是“将社会区分过程中的个体行动合理化的步骤”（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个体仅仅是打着享受的名义对符号进行大肆购买，然后与其他个体进行区分）。如果我们从纯粹享受与愉快的角度来看，人们完全可以不依赖任何商品地自娱自乐，然而一旦某人的娱乐与消费商品相关联，那么他便被迫地进入了一个全面编码的价值交换系统中与所有其他的消费者（以区分的方式）互相关联。一位不与任何人来往，自认为彻底与世隔绝的人平时以阅读文学名著为乐，却对通俗小说嗤之以鼻，那么他仍然没有完全地脱离社会秩序的束缚，反而在消费体系下与他人紧密关联。文学名著与通俗小说之间那种本不存在的、被人工构建起来的对立，使得它们作为符号构建了此处的阶级区分和社会秩序。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中，试图脱离一个以物品符号化的方式规定（编码）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上流什么是下流、什么是高端什么是低端，以此维持社会阶级区分的消费体系的控制，对于任何人来说基本都是不可能的（且对于中产阶级说，这种脱离或许是难以忍受的）。

“消费体系并非建立在对需求与享受的迫切要求上，而是建立在符号（物品）和区分的编码之上。”鲍德里亚举了婚姻习俗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符号的社会系统对原本的生理的经济系统的替代关系。婚姻本身，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中，都是一个基于生理关系建立的血缘系统，而不同文化对婚俗关系和亲缘关系的阐释则规定了双方婚后如何相处、如何沟通、如何与双方的亲属交流等“非生理”的关系。从生理关系上来说，来自东亚的夫妻和来自欧陆的夫妻之间不会有什么不同（都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关系），但在非生理的相处方式上则完全呈现出两种模式。这体现了婚俗作为一种完全基于符号的社会系统，一种语言，一种用于保障个体之间在集团内部进行某种特定形式沟通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与婚俗的原理是相同的，消费者与产品之间原本基于使用功能的关系可以看作一种经济的“生理关系”，而脱离使用功能的符号关系就是一个文化社会意义上的“非生理关系”。消费体系使符号关系取代了经济关系后，产品在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便同时具有了类似语言一样保障沟通的功能。(www.daowen.com)

在截至目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略不严谨地将消费体系把产品符号化的过程称为产品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也就是将一切原本只具有使用功能的产品人为地附加上了文化意义，甚至让文化意义超越其原先的使用功能，然后再将这个文化（符号）意义放在符号的社会秩序中，从而实现对产品社会结构和“需求”的重新编码，同时让未来的无限次再编码成为可能。今天我可以从符号上说这个东西是好的，明天就可以找个理由说它是坏的，后天又可以说它是好的。对于这个符号化与再编码的过程，鲍德里亚叙述道：“产品显然是被生产出来的，婚姻则不是，符号的话语则是以另一种形式被（集体）生产的。物品的话语同婚姻一样，构成了一个全面、缜密、可任意修改的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和享受取代了变化不定的世界，用一种区分和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的生理秩序。”

当然，产品的符号化并非代表使用功能从此消失殆尽了（两种功能通常是绑定在一起的，米其林三星的包子也是能吃的），重要的是消费作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特有概念，其方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使用功能了。物品从原始层面普遍被重新定义，然后重组为一个可被消费体系的掌控者们任意修改的符号系统。鲍德里亚小结道：“流通、购买、销售、对于符号化物品的无目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进行沟通和交谈。这便是消费体系的结构，经济学意义上个体的需求和享受，与语言本身比起来，只能算是语言的最终效果（功用性成了名副其实的副产物）。”上一节中提到的“消费作为语言的功能”，其所指范围在此得到了拓宽，所谓“语言”不再局限于“促进个体之间沟通”“通过消费创造共同话题”这种狭义上的语言，而应该同时包括“对社会价值进行编码和再编码”这样类似于计算机语言的更加广义的语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