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尽管具有洞见，但仍存在一些缺陷，这一点在开始引入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时就已经提到过。首先鲍德里亚认为，加尔布雷斯在解释人为塑造的消费需求的过程中掺杂了强烈但毫无根据的理想化成分（或者说是基于他个人对于人类天性的想象）。在提出上述理论后，加尔布雷斯发现所谓“消费的恶性循环”并没有在现实中广泛地存在。狂热往往只是一时的，大多数时间里消费者的需求仍趋于稳定，商家同时长期困扰于创造新需求的困难。加尔布雷斯将这样的现象解释为“个人需求的稳定性”。他说：“个人的需求是可以稳定的。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酷似经济原则的东西，迫使他在限制努力工作的同时，也限制着自己的目标和需求。这并非工业体系运作的结果。”

也就是说，消费者天生并没有最大满足的倾向，而是具有一种平衡满足、知足常乐的倾向。加尔布雷斯的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消费刹车”一样的限定机制被刻印在了人的天性中，限制了收入、工作、消费的循环，而一部分人之所以会陷入受生产企业控制的消费恶性循环中，只是因为他们天生刹车不灵罢了。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将平衡的满足归结于人类天性的解释是毫无道理的。在他看来，这种消费刹车的产生并非天性使然，而是受到了消费者所处的集体和社会组织限制（或者可以说受到了其所处的阶级限制）。“消费者没有进入超量满足的消费恶性循环，那他应该与一个同样和谐且平衡的、集体需求的组织联系在一起。”鲍德里亚如此描述。从这点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加尔布雷斯尽管极力主张需求的人造性，但仍然没有摆脱“先存性”的怪圈，唯一的不同是他把先存性放在了对抑制消费的“稳定”上，而非促进消费的“需求”上。

鲍德里亚在接下来列出了加尔布雷斯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并通过对他的批判和修正展开了自己的理论。第一，加尔布雷斯以道德化的视角批评了一切人造的需求（由心理需求的概念被衍生创造出的需求），并将人造需求带来的满足与生理需求带来的满足（如吃饭睡觉）进行了严格的划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一个爱花钱的妇女从一件时装上获得的满足，与一个饥饿的人从一个汉堡上获得的满足，二者是相同的。但同时也没有什么能够反证二者是不同的，因此妇女与饥饿者的欲望是在同一尺度上的。”这种有些似是而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推论受到了加尔布雷斯的严重批评。但鲍德里亚认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能够划分所谓“人造的满足”（artificial satisfaction）和“自然的满足”（authentic satisfaction）的明确分界线（更不用说区别两者孰高孰低了）。如同道德家一般划分两者完全没有必要。例如，享用食物的过程既可以被看作一种对人造需求的满足（对高级食品的享用），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然需求的满足（单纯的吃饱了）。在作为消费符号被提供的过程中，二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

第二，基于上文中对于人类天生具有限制其劳动与消费的“消费刹车”的推论，加尔布雷斯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于设计出一种“能够战胜限制‘收入和努力工作的倾向’的战略”。通俗地来说，只要想尽办法把所谓“与生俱来的”消费刹车拆了，同时让生产企业创造更多的需求，让民众赚更多的钱、花更多的钱、做更多的工作，陷入无限需求和消费的恶性循环中，国家经济便能蒸蒸日上。加尔布雷斯举了加州菲律宾工人的例子说：“债务的压力和身上衣着的竞争，很快使这群原本快乐懒散的人变成了强大的现代劳动力。”鲍德里亚固然认可了加尔布雷斯的需求人造论，也认可了他有关来自工业生产体系的控制与工人被迫适应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还认可了这种“拆掉消费刹车”的战略对于经济的客观促进作用。但鲍德里亚同时认为，加尔布雷斯在提出这种经济战略时却没有回答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们为什么禁受不住这种战略”的问题（被他认为是天性的消费刹车为什么能被轻松地拆掉）。再加上如上文所说的，将这种“消费刹车”归结于天性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鲍德里亚说：“加尔布雷斯未曾看到的东西，是整个社会区分的逻辑，是社会结构中根本的阶级分化和区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表面上）宣扬民主平等的社会里仍然起作用。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体系中所缺失的就是这种有关差别、地位、符号的社会学。”

第三，加尔布雷斯的需求人造论将绝大多数的需求的产生归因于企业的工业生产活动，换言之，需求是生产的结果。企业在生产某种物品或者服务的同时，也创造了使人接受它的各种方法（营销手段），因而实际上也“生产”了与物品相对应的需求。这种观点被鲍德里亚认为存在片面性，他说：“不应该是物品先于需求，而应该是需求先于物品被创造了出来。事实上，需求是与物品对应的，而消费者的心理实际上只是一个展示物品具体形态的橱窗。”

我们可以将鲍德里亚的这个说法通俗地解释为：工业生产体系需要先把企业们忽悠信了，然后把消费者忽悠信了，最后具体的产品才能“根据市场需求”被产出（而不是企业盲目地产出产品后再去忽悠消费者来买）。举个例子，在按键机时代几乎没有人会去想一种叫触屏机的东西，没有任何消费者购买触屏机，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去生产触屏机，可以说触屏机的需求是完全被创造出来的。如果按照加尔布雷斯的逻辑，即认为需求是企业生产活动的结果，那么触屏机需求的出现就应该遵循这样一个过程：某一天某家企业（盲目地）制造出了触屏机，随后发现流水线上的触屏机过多积压以至于影响了企业利润，于是用尽各种手段向市场灌输触屏机的概念，努力创造触屏机的消费需求以消耗这些卖不出去的触屏机，触屏机的需求因此在消费者中广泛流行。这显然不符合企业生产的逻辑。事实上，早期制造触屏机的企业不可能是单独一家，更不可能盲目地投入资源去制造触屏机，一定有一套关于触屏机的叙事（鲍德里亚将其称为需求体系）在工业生产活动开始之前就牢牢地刻在了众多企业的员工的脑海中，让他们相信未来取代按键机的是触屏机而不是虚拟现实设备或者其他形式的设备（在一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幻作品中，触屏和全息投影还没有被包含在对未来机械的幻想中）。同样地，这套需求体系也会进入消费者的脑中，在那里创造具体的需求，为即将到来的产品铺平道路（这一过程有时会变异为对新概念本身的炒作，如近几年的虚拟货币、区块链、新能源交通等）。鲍德里亚将这个过程描述为：“有一整套（用于创造需求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综合战略贯穿于生产战略的始终。”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种需求的创造并不是如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那样，是某一家单独生产企业通过市场研究和广告宣传就能完成的，而是由工业—资本生产体系主导下的、多种社会因素共同构成的需求体系创造的。这种看法更接近杰尔瓦齐的社会价值体系论。那些偶尔出现的人们对于单个商家产品广告的排斥现象，则可以被解释为该产品脱离了消费者认可的需求体系。与之相反的现象则是基于相同“需求”，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替代（如洗衣液对洗衣粉的替代），即在相同需求体系下不同具体需求之间的互相替代。(www.daowen.com)

总之，加尔布雷斯认为的“需求是企业生产活动的结果”被鲍德里亚认为是狭隘的，需求不是被一个个生产企业像制造流水线水果罐头般简单地、一个接一个地创造，而是有一套被工业体系把持的需求体系在背后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它的编织。生产企业只是承担了巩固需求体系的角色（当然，我认为类似谷歌这样规模庞大的垄断性生产企业是有可能靠一己之力对需求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主动干涉的），“需求体系是整个工业生产体系的产物（而不是被生产体系中的单个商家塑造的），对商品的需求则是需求体系的产物”，这一顺序更加准确。

至此，我们可以将鲍德里亚对加尔布雷斯的批评简单小结为：第一，以清教道德家般的视角区别了本来不存在巨大区别的“人造的满足”与“自然的满足”；第二，用所谓的“天性”解释了“需求的稳定性”，而忽略了基于社会阶级和团体的区分的逻辑对消费的重要限制作用；第三，加尔布雷斯最严重的缺陷——用单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理想化的）单个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的关系解释生产对需求的创造过程和消费行为的产生过程，而忽略了工业生产和需求都是作为由众多实体共同构造的、富有结构的体系（system）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实。

通过对杰尔瓦齐和加尔布雷斯理论的叙述与批判，鲍德里亚发现，在后工业时期，生产与需求之间早已不是一种明确对立的、相互胁迫的关系，而是由工业生产体系掌控着需求体系，供需关系被放在了同一侧，共同搭建了一种作为社会总体支配力量、控制力量的消费体系。他说：“个体消费者的需求并不存在，存在的唯有一种（不受其中包括生产企业在内的任何个体控制的）消费体系。或者说，个体的需求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只是生产体系的意志在个人层面上的（在购买一端的）合理表现。在这里，‘消费’对生产进行了必要的逻辑性替代。”基于上文中提到的生产体系对需求体系的创造，以及需求体系对具体需求的创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需求体系（即使存在，与之形成对应关系的也不是生产体系）。存在的是一个与生产体系高度关联、紧密合作，但同时独立于生产体系的，名为消费体系的代理者（这也是为什么鲍德里亚要用“消费”对生产进行逻辑性替代，消费体系作为控制者的概念将会贯穿后续的所有论述），而“创造需求以保证市场的正常循环”只是消费体系作为生产体系代理者发挥的诸多功能之一。

因此，鲍德里亚相信消费应该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独立意志的体系，而非一个单独的行为被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消费并非由于他们如传统经济学所说一般出于对需求的满足，而完全是由于消费体系（配合着生产体系）的引导、操纵甚至是控制。于是，接下来鲍德里亚要回答的问题便是：这个不受其中任何的个体左右的消费体系到底具有怎样的结构和意志？生产体系是如何与它相互配合的？它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它的控制又以怎样的形态展现在了个体身上？

此外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接下来对于消费体系进行了怎样的论述，类似新古典经济学般基于微观领域的理性假设、需求先存性和物品“效用性”获取的供需关系叙述，在后工业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鲍德里亚对新古典经济学谬误的批评，总结来说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只关注物品在客观功能领域的使用价值，而没有关注物品在象征交换领域作为符号而具备的社会价值。符号的象征功能、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替代，以及由诸多符号构成的价值链条（符号可以像癌细胞一样在价值链上任意移动，像换包装一样转移到任何具体的商品上，但所表现出来的可能只是单个的症状/需求），这些在消费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东西统统被无视了。“广泛意义上的需求与满足理论甚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惊人的、被反复灌输的叙事：‘我买它是因为我需要它’，这种说法和依靠自身燃素而燃烧的火焰是等值的。”鲍德里亚如此批评，并补充道：“相反，只有我们承认需求从来都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社会意义上区分的倾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永远都不会有彻底的满足，也不会有需求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