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能够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消费缓解社会的不平等这一点，消费社会始终是无比自信的，其逻辑的核心在于前文提到的“给予每个人相同程度的购买自由”和“福利国家”。只要大家都有权买一样的商品，再加上无论以何种形式获得财富，社会都应该是一致且平等的。

然而，鲍德里亚发现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Disparity）。这种“所有人都可以买东西”和“所有人买一样的东西”的平等，仅仅是在形式上十分具体，在实际上却十分抽象。鲍德里亚描述道：“人们试图把消费、把不断享用相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作为缓和不断加大的社会不平等、等级以及权利差异的东西。但这种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看起来最具体，而事实上却很抽象。正是在这种抽象的、同质的基础之上，在这种与电视机里宣传的抽象民主相反的基础之上，真正的社会区分体系才能更好地实施。”可以说，普遍的消费不但没有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反而在符号维度上为特权与社会区分提供了实施的绝佳平台。

为了说明消费的扩大对促进真正的社会平等所起的“成事不足败坏事有余”般的作用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在此鲍德里亚首先简单地重提了一下第一章讲到的“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仅靠消费单个商品无法构建出符号层面上的“区分性意义”，只有当这些商品成套地聚集在一起且相互关联的时候，符号的区分性意义才会产生。

客观来说，富人与穷人、智者与愚人、高雅之士与粗鄙之人，构成社会阶级的决定性要素在本质上与商品之间是不具备天然联系的。一部分人能够获得某些社会要素（职业、知识、审美、文化活动）是他们自身自然的、理性的、独立的必然结果（不是消费的结果）。例如，一个学生成绩好并不是因为他买了台点读机，而是因为他先天有对学科很强的领悟力并且后天努力学习。然而，无法获得这些社会要素的人，若是身处消费结构下便不会了解“社会要素与商品没有关系”这一最为基本的逻辑，于是将财富奉献给了这些商品以及与这个商品相关的其他东西。鲍德里亚简言道：“这种无视社会要素的本源，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那么，社会等级结构和地位的差异是从何而来的？一般来说，一位上流的绅士仪表端正、生活检点、谈吐文雅、学识渊博，一个下流的恶棍则举止粗鲁、言语猥琐、脾气暴躁且不注重个人卫生。本来人像一张白纸一样，是不同社会要素在他身上的聚集，构成了这个人最终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他人的差异。真正的社会等级是依靠这些要素构建的（经济水平也是众多社会要素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生而有别，许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要素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包括外貌、体质、家庭环境、对特定事物的领悟力等），以及天赋的衍生物。换言之，是“不可获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后天获得的社会要素和阶级流动性的存在）。

之所以在上段中重提了一下符号的连串性、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阶级由社会要素构建的本质，是由于那些成套的商品符号所代表的“一连串的价值”，其作用是对构建社会等级的要素们进行了模仿。由符号有序堆积所造就的“符号组合”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社会的、人造的“新型社会要素”，构筑了另一个社会——一个一切要素都能靠消费获取的、如同虚拟空间一样的“吉祥物的世界”。鲍德里亚说：“每一个小商品、小用具都想表示一种永恒的价值，让人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和购买来获取那些‘不可获得’的社会要素，以此拯救自己的社会地位。”我将其理解为一种希望通过购买点读机来拯救学习成绩的逻辑。商品通过符号的方式模仿特定的社会要素，把大量“不可获得的社会要素”（至少是不可能通过消费获得的）变成了“用钱可以获得的社会要素”。消费体系仿佛在对整个社会喊话说：“如果你是一个渴望将自己从现有社会阶级中拯救出来的人，那么只要你努力工作获得了足够的钱，然后把这些钱通过消费的方式转换成代表你渴望达到的那个阶级的符号，再把这些符号堆积在自己身边，那么恭喜你！你从此完成了阶级跃迁！”或者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阶级的塑造，重要的已经不再是钱，而是符号（上文所说的社会价值由经济价值向非经济价值的滑动）。如果能够绕开消费的过程，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将一个代表高层社会的“符号组合”维持在自己身边的话，那人们一定是欢欣鼓舞的（让人想到2019年“上海名媛群”通过拼单的方式用豪华酒店和奢侈品拍照的新闻）。(www.daowen.com)

联系上文的论述，综观整个消费社会（或许也将其称为“符号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拯救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当——生产力发展带来物质财富增长，普遍的经济平等造成区分特权阶级的社会价值向远离纯粹财富的方向滑动时；工业体系下“增长的神话”开始依靠非暴力的消费结构进行维持时；以及非经济的符号不平等的结构性存在，持续恶性循环并成为新的不幸福的源头时——人们不断地赚钱、消费、累积符号只为将自己和某个高阶的符号组合相绑定，而社会阶级区分的本质似乎被忽略了，即从来都不是通过消费获得的符号组合区分了阶级，而是广泛不可获得的社会要素区分了阶级（至于那些可获得的社会要素，也普遍不是靠消费获得的）。

从这个层面上说，脱离现实的符号消费与真正的社会平等（机会平等），二者早已变得毫不相干。不论是特权阶级还是普罗大众，两个群体都被困在了一个远离财富的符号游戏中。特权阶级抛弃了过往的财富炫耀，甚至讽刺财富炫耀，通过特立独行的符号将自己区分于普罗大众（有时他们不消费就拥有了这些符号），普罗大众则通过不断消费获取这些特权阶级所拥有的符号的方式追赶特权阶级（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时间上没有先后顺序）。大家一起在符号的游戏中玩得乐此不疲，共同忘记了现实的社会要素是真正构成阶级的最初且最真实的来源。

至此，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中已经出现了三个意义上的平等与不平等，一是福利国家试图通过发展经济和再分配来实现的物质财富（收入）的平等/不平等，二是始终未能实现的机会的平等/不平等（真正的平等），三则是消费结构下消费符号的平等/不平等。从因果关系上看，仅作为表象而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和消费符号不平等是更加本质的机会不平等的结果，而消费符号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单向的转化关系。当经济发展带来了财富上的普遍平等后，新兴的消费结构开始代替传统的福利结构，发挥对工业体系中“增长的神话”的护持作用。过去以财富保有量为核心区分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物质社会秩序”，在这时也逐渐转化为另一套以消费符号上的区分为核心构建的“模拟社会秩序”（“符号秩序”），以一种比物质财富更加捉摸不定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