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工业体系不仅带来了上文所述的服务于“增长的神话”和特权阶级的福利结构和军备竞赛结构，同时也带来了危害的结构。一些能对大众生活幸福产生直观危害的事物，如今也服务于特权阶级，成为创造“非经济的不平等”的源头（此处不局限于机会的不平等）。鲍德里亚描述道：“城市工业的影响使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的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便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据说在沙特阿拉伯，人们炫耀财富的方式不是看家里堆积了多少奢侈品和黄金，而是看家门前栽了几棵树，工业体系正是把整个社会都拉到了一片黄金遍地的沙漠中。过去无价值的东西成为如今的价值符号，这种社会价值改天换地式的重塑被统一概括为：“伴随着社会价值的‘滑动’和新的用途等级的出现，日常必需品变得相对一致。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换言之，日常消费品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人会在受消费结构护持的工业体系下进行财富炫耀，夸耀自己家里堆放了数百公斤的食品，或者足够使用数年的日用品（除非遇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使工业体系暂时停摆的状况），甚至拥有巨额的现金存款都不是值得夸耀的。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由于收入本身巨大差异的缩小，因而金钱和日常消费品失去了作为明显（区分社会阶级的）标准的价值。“必要的支出和购买有形物的消费甚至可能会逐渐失去它目前在身份地位变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被其他行为标准和范畴所取代。如果一种东西不再具有什么（社会）意义，那它至少会成为每个人都拥有的财产。”

一些更微妙的社会标准取代了纯粹的财富，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成为新的社会等级来源，如工种、责任类别、教育和文化水平、对决策程序的参与度等。“知识和能力将会是我们这个物质丰盛的社会两个重要的社会财富。”鲍德里亚解释道。与此同时，社会价值的移位还表现在日常必需品消费方式的差异化方面（在必需品使用功能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前提下），鲍德里亚在此举了住房的划分为例。尽管穷人与富人住房在地理区域上的隔离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在消费结构下，人们除了讲究住房的位置之外，更加沉迷于在居住形式（空间的布局、氛围、装修风格、购买住房的手段等）上进行细分。与空间本身和空间中堆放的社会符号相比，住房作为一个“物”则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构成了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www.daowen.com)

新的社会价值出现的另一个表现，在于新的权利以及人们对这种权利的讨论的相继出现。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新权利”，正是大众丧失了这种权利，使其成为特权阶级的体现。对此他进行了一段篇幅较长但十分通俗的论述：“当人们大谈健美权、假期权、空间权、知识权和文化权时，为什么就不会出现专门保障这些权利的部门呢？这些权利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观察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时，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范围内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符号意义的，它们使社会原有的正常组成成分向着符号和阶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成分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非经济意义的）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对于这样将自然存在物商品化进而特权化的社会，鲍德里亚是予以剧烈批评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被视为客观意义上（或者说真实意义上的）的社会的进步——因为这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工业的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