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更广泛的机会——符号不平等之前，鲍德里亚选择先在前文提到的贫困的问题上再多说几句。在有关“20%的美国穷人”的部分中我们曾提到，贫困，即财富的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什么体制的国家，在试图驱逐贫困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巨大的碰撞。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福利发放上，或是采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的方式（如兴建国资铁路和水坝等大型项目以保障就业）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都没有在事实上将贫困消除。“如果说贫困是无法克服的，那是因为贫困无处不在，不是在贫民窟，而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他如此概括了前文关于贫困的看法。

对于这种难以消除的“结构性贫困”，鲍德里亚相信自己肯定不是第一且唯一认识到其存在的人，国会大厦里每天筹划社会福利、税金和公共项目等社会再分配方案的公职人员理应是最接近贫困的，且在对抗贫困的过程中最先感受到了来自整个结构的冲击。因此他便假设所有国家在经过长期对抗贫困的实践后，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了这种“无法克服的结构性贫困”的存在。然而，对无法克服的、依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结构性贫困的了解，并没有使他们放弃在对抗贫困问题上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换言之，政府每年都会在早已心知肚明无法消除的贫困问题上投入，或者说浪费大量的财政收入。在不考虑借消除贫困之名进行公款贪污的情况下，对于这种做法，鲍德里亚的解释是：“贫困无法（通过经济投入）被消除，这是应该被掩饰的，但又不能言明的事实。要掩饰，数十亿美元并不算多。如果因此可以拯救增长的神话，那倒不是钱浪费了太多，而是在对付贫困这一可视幽灵的过程中正常损耗了数十亿美元。承认这真实存在的贫困仅仅是个神话，增长的神话因此激活，佯装竭力对付它，但却又不由自主地使贫困复活了。”

这段解释稍微有点抽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明知结构性的贫困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仍每年在贫困问题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或许这数十亿美元对真正处于贫困中的人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没有促进机会平等），但其目的主要在于让那些身处增长中的人们和身处贫困中的人们（机会不平等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相信，贫困问题已经得到了来自国家的重视和解决，以保证那个促成了增长的“平等神话”不会破灭（尽管是机会不平等促成了经济增长）。

举个例子，在一个每年用大量财政收入去补贴穷人的福利国家，如果某一天这个福利机制突然中断了，被迫脱离福利金去依靠劳动生存的穷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感受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平等的神话立即破灭了。穷人们随后会以各种形式要求富人们散尽家财对社会进行补贴，或者更常见的是要求富人企业家们不计成本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这样一来不仅富人们的财富与先前相比变得更加分散，而且大量的机会也从富人们手中流出，社会在实质上变得更加平等了（机会平等）。这在社会意义上是一件好事，在经济意义上却是一件坏事。聚集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社会资源（机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高于将其分散到多数人手中，机会不平等造就了更多的财富增长，而在实质上更加公平的社会其实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增长神话的破灭）。于是，为了保护增长的神话，福利国家会不惜每年从财政中掏数十亿美元，以保证平等的神话不会破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能始终聚集在精英们手中以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越是这么操作，社会在机会层面上就越发的不平等，贫困和真实的不平等也因此不断地复活（形成了一种滚雪球式的恶性循环）。假如我们以笼统的善恶判断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甚至可以说，福利国家的政府对那些依靠国家福利生活的人口是不怀好意的。

这番颇具阴谋论味道的推论或许会让一部分读者在心理上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如果我们跟随鲍德里亚，在接受国家会有意地去维持“增长的神话”这一论点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便不难发现一个普遍且有趣的现象，即工业体系，或者说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工业—资本体系对国家机构的绑架。(www.daowen.com)

鲍德里亚认为，靠工业体系支撑经济增长的福利国家，其工业体系之所以能在失业（机会不平等）和军备竞赛的基础上存续，是由于工业体系在它的社会结构中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由该体系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样的国家，发放社会福利和进行竞赛式的军备开发对它们来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维持工业体系下的增长而必须去维护的神话”。换言之，福利与军备竞赛是用于护持同一体系的不同手段。军备竞赛的逻辑很好理解，正如英国著名政治题材电视剧《是，首相》中的描述：“国防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自己受到了保护，让我们天真的国民穿梭在家庭、巴士和工厂的过程中感到安全。”也就是说，在从事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感到安全。来自海外的军事威胁或许远没有国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体量和地理位置也导致了二者之间很难爆发真正的本土军事冲突（取而代之的是常态化的小国代理人战争）。然而，如果没有军备竞赛式的财政投入，并用阅兵、演习等方式加上报纸和电视对军备投入的结果予以宣传，时刻提醒国民“你很安全，请安心工作”，国民对外部威胁的恐慌就会使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自我保护的预备中（至今美国还留有大量冷战期间民众自己挖的“末日地堡”），国内工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因此而大幅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对抗生存威胁的必要手段，只不过它要对抗的真正威胁是来自内部的经济增长停滞的威胁，而非外部的军事打击威胁。

社会福利的逻辑则与军备竞赛类似，不同的是其对抗的是“表面威胁”。军备竞赛表面上对抗的是海外的军事威胁，而社会福利表面上对抗的是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唯一不变的是二者对抗的真实威胁，即国内工业体系运转失调所带来的经济不增长（或是增长速度降低），也就是“增长的神话”的破灭。而更严重的是，工业体系自身对于绑架了国家这件事是毫无察觉的，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增长体系只了解（自身的）生存条件，并不了解集体与个人的内容。” （到了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有取代工业体系成为新绑架者的倾向。成为被体制保护的对象的重点不在于它是工业生产体系，还是金融贸易体系，抑或文化娱乐体系，而在于其作为经济增长主导者的身份。美国联邦政府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期间比起兑现竞选承诺和发放纾困金更愿意砸钱救股市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在体制维持工业体系运转与经济增长的机器中，政府会对一些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产生反感。例如，挪威和瑞典政府不会同意削减社会福利，军备竞赛时期美国和苏联也不会同意削减军备开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这些社会要求不仅被体制慢慢接受，甚至其中的一些被稳妥地实现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国家不再执着于工业体系带来的经济增长了吗？还是社会福利和军备开支已经不足以发挥护持工业体系的作用，以至于被国家抛弃了？鲍德里亚的观点更接近于后者。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执着，以及体制对工业体系的保护是不会变的，之所以社会福利改革倡议和反战运动能够被接受并落实，是因为护持工业体系的结构，用于维护表面上的和实际上的不平等以促成增长的结构，从原本以福利和军备竞赛为核心的暴力结构转化为一种（相比之下）非暴力的新结构，即消费的结构。他说：“消费、信息、文化和丰盛，所有这一切今天都由体制本身安排、发现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达成最大的荣耀（经济增长）。它以丰盛和消费代替了剥削和战争。只是没人感激这种（维系经济增长体系的）结构，体系本身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这方面只是服从了自身的规律罢了。”

还记得在开始本部分有关工业体系与贫困的论述之前，鲍德里亚提出了“作为机会不平等结果的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正在向其他层面的不平等转化”（非经济的不平等或符号的不平等）。不平等带来的增长的结果变了，保护增长的体制结构也应该随之发生改变。可以说，特权阶级展示其特权的方式从单纯的财富炫耀向别具一格的消费符号转变，同时造成了作为“增长神话”的护持者的体制结构从社会福利、军备竞赛结构向消费结构变化。传统的福利结构对“增长的神话”的维持造成了贫困（财富不平等）的恶性循环，而新的消费结构对“增长的神话”的维持则造成了消费符号意义上的非经济不平等的恶性循环。这种非经济的不平等是更加难以把握，且更加根深蒂固的，消费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的一大特征也体现于此。接下来鲍德里亚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