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的开头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或者严格地说，在经历了全面的工业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中，幸福是如何被定义的？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意义上对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对于幸福的认知。工业化前的传统封建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考虑整个社会的、广泛适用的幸福准则，人们对幸福的认知是多样的、无序的且主观的。一个人在经济上很贫困，但在精神上很充实，他完全可以说自己是幸福的，而这样的完全基于主观感受的幸福也会受到社会中其他人的认可。用中国话来说，传统的主观幸福就如《论语》中所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状态。

然而，这种主观的个人幸福放到现代社会中并不会受到广泛的认可。受现代社会认可的幸福，恰恰与之相反，是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民主的社会思想将“平等”的原则捧上神坛后，被人为塑造出来的一系列客观社会标准。换言之，鲍德里亚相信，当今人们普遍讨论的“幸福”这一概念本身，所指的已经不是伴随着人类个体意识活动而自然出现的一种主观内心体验，而是在现代社会中客观的、可观测、可评估甚至可量化的一套标准（类似于幸福指数）。他说：“这种（传统的）独立于众人眼里表现它的符号之外的幸福，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幸福，作为完全的内心享受的幸福，被排除到了消费理想之外。”在现代社会中，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的国民，想要了解其幸福与否，主要手段不再是通过对他们主观意识的充分了解，而是基于社会平等的原则，通过数字和指标这些“看得见的证据”进行客观的评估。

幸福在现代社会中被标准化了，这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以及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人们反对过去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对于社会民主和平等的普遍追求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简言之是一个在政治上消除传统教权、君权和地主贵族权力的过程。起源于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使整个欧洲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封建制度下严厉的等级制度使城市居民无法获得与其生产力带来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物质，当时的城市居民所感受到的“不幸福”并非来自物质上的绝对匮乏，而是来自封建贵族垄断财富下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在经历了诸如英国光荣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被后世统一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变革后，保障社会平等便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过去最大的不幸福来自君主贵族统治下由特权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而只有保障了贵族特权的丧失和社会的平等，才能说社会整体的幸福得到了保障。这一神话般的逻辑得以成立，对幸福的认知于是也依从了“平等的神话”。

在这样的原则下，社会的普遍幸福成为实现平等的媒介（当所有人都有权获取幸福时，社会才是平等的），同时，只有社会平等才能保障普遍的幸福，幸福与平等二者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如果要通过社会的普遍幸福来保障平等，还要通过实现平等来保障普遍幸福。理论上说，幸福就应该是客观可见的，甚至是可测量的一套“标准”。如果幸福是像传统意义上那样完全主观、不可测得的，那我们要如何知道大众的幸福程度是否趋于平等了呢？

对于“只有社会趋向平等，人们才能幸福”的现代幸福观，鲍德里亚表现出了认同的态度，但对于“将个体的‘小幸福’变成可测得之物”，在测量标准的数字上趋于平等，以此实现社会平等的“大幸福”的现代社会幸福观，他却不予认同。鲍德里亚对此陈述道：“自工业革命和十九世纪以来，所有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关平等的毒性都转移到了幸福上。幸福首次拥有了（在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意义与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如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进行的“厨房辩论”就是围绕幸福展开的一次关于社会制度优劣的争论），这造成了对幸福内容的定义上的严重后果：幸福要成为平等神话的媒介，那它就必须是可测得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能测得出来的福利。”

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对幸福进行测量以求平等的现代民主原则，仅仅保证了社会中“物的平等”和“幸福符号的平等”，而忽视了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机会的平等”。用他的原话说：“民主原则使真实的平等，如能力、社会机遇、责任的平等，全部转变成了在‘物’面前的平等，在社会成就面前的平等，以及在其他象征幸福的符号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是电视、音响、汽车民主，表面上十分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换言之，受鲍德里亚所批评的民主原则，其逻辑可以表述为——在购买面前人人平等。只要通过把所有东西进行量化估值，并精确地标价，通过自由的经济交换保障了每个人都能获取想要的任何东西，那么就可以认定每个人都处于幸福中，社会平等也通过每个人购买平等所造就的幸福得到了实现，整个社会便达成了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幸福。

举个例子说，现代民主制度首先保障了在购买权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权吃到高档的牛肉，牛肉不再是封建时期王宫贵族们的特权（在封建时期，普通的民众哪怕再有钱也无权享用贵族们的物品），牛肉在其“使用价值”上实现了对所有人的平等。只要你足够有钱，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你的晚餐桌上都可以出现一道牛肉。然而，以经济关系代替了封建地位关系的民主制度仅仅保障了购买权的平等，它既不能保障每个人都有钱购买牛肉，也不能保障每个人都有机会工作赚到足够的钱来购买牛肉。事实上，以“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牛肉”为标准，以“牛肉”这一商品为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平等程度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平等在鲍德里亚看来是虚假的平等，真实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不幸福依然广泛存在于社会中，只是被表面上总体的民主意识所掩盖了。

首先，是关于“民主制度不保障每个人都有钱购买牛肉”的问题，一个有关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当我们提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时，立即就会有人提出：如果我们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对富人征税，给穷人发社会福利），让那些原本没有钱的人也能有钱去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是不是社会就平等了呢？对此，鲍德里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社会再分配只是掩盖真正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的精巧手段，并不能从实质上减少不平等。

伴随着（受现代民主原则保障的）自由市场经济一同诞生的有两个概念，一个叫“需求”，另一个叫“福利”。这两个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共同产生的）作用在于吸收与消除社会对于“不平等”的意识。需求是从物品的使用价值上，建立了一个客观效用和人们的主观目的之间的满足关系。从需求和满足的原则上说，任何人都被允许使用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物品，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上人人平等”。至于福利，则是执政者花费国家财政，用来弥补由于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导致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的人，以此消除对于“不平等”的意识和社会矛盾所采取的手段。换言之，需求所塑造的“需求与满足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想买牛肉就可以买牛肉”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是平等的”这一概念的认知，而消耗国家财政发放的社会福利补偿了一部分受机会不平等影响的人，让他们意识不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两者一推一拉，共同塑造了一个平等且幸福的社会的假象。

需求和福利的互补，具体表现为福利国家从不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而是专注于强化生产（或是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掠夺和金融控制）来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并用增加的财富作为社会福利的开支，陷入从财富数量上力求平等的恶性循环。例如，某个福利国家的一部分国民由于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包括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发展天赋机会的不平等）而丧失了工作获取收入的机会，导致他们被迫依靠社会福利生活。如果这个国家每人每个月的基础生活费是两千块，而国家财政每个月只能给每人发出一千块的福利，那这部分国民必定会感觉到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不幸福。然而，若是国家某天通过技术手段或金融手段快速地发展了经济，国家财政每个月能给每人发出三千块甚至是五千块的福利，使这部分国民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前提下甚至还能自由地购物，实现了不受限制的需求满足，那么这部分国民一定不会意识到是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造成了他们只能靠福利生活。

换言之，生产力发展所造就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随后福利规模的扩大，本质上并没有解决机会不平等这一根源性问题，只是用大量的财政投入把问题掩盖了。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平等逻辑。需要注意的是，鲍德里亚强调了在“福利国家”这一概念面前并没有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执着于表面平等的福利国家。他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在着手解决真正的不平等——机会平等问题之前，就将物质的极大丰盛和随后的福利发放作为解决社会中不平等和不幸福问题的万能方案，把一切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归结于经济发展不充分，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该国在对真实的不平等进行掩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了解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期间依靠开采磷酸盐资源实现了短时间极度富裕的小国瑙鲁，我认为可以将其视为工业经济增长福利国家的终极形态（尽管是短暂的）。

之所以在谈消费社会的逻辑之前论述了幸福、平等、需求与福利的概念，是因为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逻辑与福利国家的社会逻辑高度相似，甚至可以说福利国家的社会形态几近于完整的消费社会，即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不断扩大，通过物质的平等来填补真正的社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他写道：“消费社会是平等还是不平等的，这个看似永恒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假问题。不管人们能否证明消费的潜在性能否实现社会的自我平衡（通过社会再分配消除收入差异，物质上绝对平均，人人崇尚同一时装，在电视上看同样的节目），那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用‘消费平均化’来代指社会的平等，其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商品和符号（数字统计）来替代了真正的问题（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简言之，分析‘丰盛’并不是要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数字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

也就是说，那种存在于理想中的、能够解决社会不平等的“真正的丰盛”，并非将看得见的物进行简单的数字统计就能被证明的，人们拥有物的多少不能证明社会的平等与否。真正的社会平等和幸福，机会的普遍平等，它和物质消费的平均程度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每个人都买得起牛肉，哪怕如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者所想的一般，每个人都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穿一样的衣服也不能证明社会实现了平等。恰恰相反，评估丰盛与平等所使用的逻辑不是数字上对物质财富的统计，而是数字以外的其他逻辑。“分析要求我们从数字上去观察丰盛，只是数字本身没有多少意义，也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唯有（对现象的）解释才有意义。解释有时与数字相符，有时与数字相反，我们应该把对丰盛的发言权留给解释才对。然而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是最为顽固的，在他们眼中，（经济的）增长就是丰盛，丰盛就是平等（完全没有考虑这种经济增长是否失衡）。”鲍德里亚补充道。

在诸多把由数字证明的“物的平等”作为社会平等的目标（也被称为“表面平等”），并朝这个方向进行所谓“越来越平等”的发展的国家中，鲍德里亚认为美国的发展历程是证明“通过增加财富总量促进‘物的平等’对于社会平等毫无作用”这一观点的强力证据。《消费社会》一书著于1970年，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直接参与越南战争之前），美国的经济从整体来看不置可否地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时期。家电和汽车为美国人构建出了一幅物质生活丰富的图景，然而，在经过鲍德里亚的观察后，他发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给全体美国人带来普遍的平等和幸福，社会中仍然有“20%的美国穷人”伴随着经济勃勃生机的状态始终存在。他对此解释道：“财富的增长意味着出现‘20%的美国穷人’这样不平等后果的同时，也意味着美国贯彻着长期的民主原则。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是与富裕与贫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再分配，但物质增长带来的物质丰盛使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解决。剩下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排斥在了增长之外，成了那‘20%的穷人’，而增长本身并未由于那‘20%的穷人’的存在而受到损害。”(www.daowen.com)

那些以美国为首的，希望通过物的增长来创造社会平等的国家，其创造的民主和平等只存在于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富裕阶级内部。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将经济的蛋糕做大，而物的平等（表面平等）是让那些能分到蛋糕的人更公平地分到蛋糕（或者是通过新的增长把蛋糕做得更大，让每个人都能分到原本想要的蛋糕数量），至于那些（由于广泛的机会不平等）从一开始就注定分不到蛋糕的人——“20%的美国穷人”，则完全不在“物的平等”的考虑范围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穷人的存在并不影响富人们把蛋糕继续做大。能从物的增长中获益的人是不会反对增长的，唯一能让他们产生争端的只有增长之后如何分配的问题。

然而，贫困是一个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贫困，那些受鲍德里亚批评的“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的态度是：“他们相信贫困这个问题是‘残留的’，是会被经济增长所吸收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显然错误的。通过对战后的美国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贫困并没有随着物的增长而自行消解，反而成了一个始终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所有试图消除贫困的努力，都受到了如同“世界的抑制力”一般的某种机制的碰撞，哪怕是美国这样一个在当时物质已经达到了极度丰盛的超级大国也没能将贫困彻底消除。而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此人在之后会被提到很多次，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本的很多观点都是建立在对加尔布雷斯的补充和批判之上的）则认为，贫困的出现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他将其称为“体系的失调”。例如，社会福利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监管不严导致了贪污和腐败的发生，或是在国家财富增长后优先投入了像军备这样对缓解贫困没有任何帮助的领域中（在冷战美苏军备竞赛的环境下，这个原因似乎十分合理）。换言之，只要对物质增长带来的财富进行合理的监管和正确的分配，把钱投入穷人需要的地方，理论上贫困就可以被彻底消除。以这种方法减少贫困的观念是迄今为止被人们最广泛接受的。

鲍德里亚自己关于贫困的看法则不同于以上两者。他认为，加尔布雷斯的所有分析都聚焦于“缺陷”在增长的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而当加尔布雷斯开始对经济增长—福利体系本身的正确性提出怀疑时，他却止步了。于是鲍德里亚在加尔布雷斯的基础上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他认为：“增长的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机会的和财富的）不平等之上的，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创造增长本身。”也就是说，鲍德里亚把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直接翻转了过来，不是物质财富增长后的再分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贫困和富裕），而是不平等促成了物质财富增长的发生！我将这种观点总结为“集中促成了增长”，即当财富和资源（机会）被少部分人掌控时，他们使用这些财富创造出新的财富的效率，高于将这些资源均衡地分配给大部分人的效率。这或许会让一些读者产生疑问：照这么说，难道鲍德里亚是支持让少部分的技术官僚和金融精英掌控优质社会资源，以此促进财富增长的精英主义者吗？如果断章取义地讲，确实是这样的（对客观规律的承认）。然而，别忘了鲍德里亚前文对于物质财富增长的讨论——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丰盛（只会带来物的丰盛、物的过量累积），更不会带来社会的平等和普遍的幸福。也就是说，鲍德里亚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讨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目的，不是让社会中的财富更好、更快地增长，而是让社会的平等和幸福得到实质上的提升。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甚至这个手段本身的正确性仍值得商榷），不是目的，这一点是需要时刻注意的。

回到贫困的话题上。鲍德里亚之所以得出了上述结论，是由于他首先观察到了一种伴随财富增长的结构性失调。他说：“如果增长使得每个人在绝对意义上获得一笔巨额收入或巨大财富，那么具有社会学特点的，就是建立在以增长为中心的失调过程中的，巧妙地使增长具有一定结构并赋予增长以真正意义的失调率。就结构而言，富有意义的是失调率。”所谓失调率，即那些无论财富的数量增长多少、如何增长，社会中总会有一定比率的人分不到蛋糕而处于贫困状态，也总会有一定比率的人拿到最多份的蛋糕而处于富裕的状态——物质极度丰盛的美国有那20%的穷人，而物质极度匮乏的赤道几内亚也有10%的富人。

经济学家们长期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经济增长的数字绝对值，放在社会学层面上对提升平等和幸福的作用随即变得毫无意义，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增长失调率的问题。鲍德里亚将这种结构性的失调总结为：“在失调率的意义上，所谓‘物质丰盛的社会’和‘物质匮乏的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在哪种社会，不管它可支配的财富数量的多少，那都是确立在结构性的过剩和结构性的匮乏之上的。平衡（equilibrium）是经济学家的神话，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平衡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增长与真正的丰盛（平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分离的。打个比方说，过去社会中所有财富价值一万亿元，富人掌控着九千亿元，中产掌握着九百亿元，穷人掌握一百亿元。现在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长到了十万亿元，富人们掌控的变成了九万亿元，中产掌控的变成了九千亿元，穷人掌控的变成了一千亿元，丰盛只是在绝对数值的层面上发生了，而没有在社会平等和幸福的层面上发生。社会既没有因为绝对财富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不平等，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平等。鲍德里亚将其描述为：“经济增长既没有使我们远离丰盛，也没有使我们接近它。”

这就要求人们放弃过去关于“增长是否导致了平等或不平等”的无尽争论，对于增长有一种全新的认识。鲍德里亚既不赞成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们（他将其称为“欣慰主义者”）所说的“增长带来了丰盛，也就带来了平等”，同时也不赞成与之相反的“增长是不平等的制造者”的观点。在他看来，“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或者“经济发展能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增长与真正的平等之间既不存在正相关，也不存在负相关，而是直接不相关（或者相关性极弱）。对于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来说，维持物质财富增长的前提是特权的自我维系，特权的维系和不平等会像煤矿、石油等战略要素一样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于是，鲍德里亚得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观点：“增长的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机会的）不平等之上的，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创造增长本身。”同时他还补充道：“物质财富增长的内部自洽，相对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是次要的。”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单向的：社会不平等能创造财富的整体增长，而财富的整体增长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则是完全次要的（改变社会结构通常要依靠一些经济以外的手段，如超越经济原则的政治干预和逆周期调节）。

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受鲍德里亚贬低的“欣慰主义者们”和仅仅受到部分认可的加尔布雷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认同物质财富的增长可以促进社会平等，只是“欣慰主义者们”单纯地认为只要一个劲儿地搞生产大开发，从数量上累积社会财富再进行分配，社会就会自然地走向平等，而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维持高增长的同时需要进行严格且精密的管理和调节，避免无效投入，以保证财富再分配的有效运行。

鲍德里亚将自己以上的论述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小结，他说：“一个财富增长的社会源于‘能够维系物质丰盛（需求）和福利的、神话般的民主原则’和‘维系特权和统治秩序的根本必要性’这二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在这种系统中，宣扬‘表面的平等’（物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功能，与财富增长完全是一码事。”我们大可将以上论述总结为：一个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它不但用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平等（机会平等）的民主原则，在宣传“物的平等”的同时发放社会福利，让人们相信社会的平等得到了保障（前文提到的福利国家，民众对平等和福利制度下有关民主的话语产生了如不可动摇的神话一般的信仰），而且在此基础上持续维系着结构性的失调（机会的不平等）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福利国家机制”与“结构不平等机制”，这两者一个创造幻象，一个增加财富，系统性地共同维系了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供那些有机会从增长中受益的人（工业资本的食利者们）进行内部的分配。回看今天的美国仍身居世界GDP第一的位置，再看华尔街那0.1%的富人和中部地区的失业穷人，鲍德里亚写于1970年的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适用性。

当然，倘若鲍德里亚的论述止步于此，那这本书的标题就不应该是《消费社会》，而应该是“增长社会”或者“不平等社会”了。读者们若是还记得第一章中提到的有关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那就一定能顺水推舟地理解鲍德里亚接下来关于消费社会的观点。先说结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机会不平等通过金钱特权向其他特权的转化，渗透到了经济以外的领域。心理取代物质财富成为社会秩序的重新引导者。特权阶级把社会中机会不平等的后果从单纯的经济不平等发散了出去，变成了更为广阔的、更令人难以捉摸的“非经济的不平等”，或者说是“符号的不平等”。

在提出物质增长与机会不平等的关系后，鲍德里亚又观察了一些在传统意义上理应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群体（在此将其称为特权阶级）的变化，以及社会收入平衡的变化。两个有趣的现象摆在了他的面前，第一，这些在机会不平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这些手握着资产、知识、文化、技术、权力，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拥有巨额财富的特权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财富的渴求似乎变得没那么热烈了。例如，特权阶级不再像过去一样进行炫耀式的物质消费，甚至对财富的炫耀行为受到了其他同样来自特权阶级的人的广泛批评。第二，尽管机会不平等仍然广泛存在，但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正逐渐变弱，换言之，鲍德里亚论述中所预言的那种经济状况的极大不平等，似乎并没有在所有社会中广泛地发生，机会不平等貌似没有造成巨大的财富不平等。

对于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缓和，加尔布雷斯报以欣慰的态度。但加尔布雷斯同时发现，收入不平等之所以得以缓和，是由于财富不再为人们带来曾经蕴含的根本优势（曾经财富等于权力、享乐和声誉，但如今这个关系不再绝对成立）。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采纳了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来解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他在此直接引用了加尔布雷斯的原话：“业主和股东的权力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组织的专家和技术员，甚至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大资本家和其他西铁城加纳的炫耀式消费结束了，大财富结束了，富人为自己制定了一条‘次消费’的法律。”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认为加尔布雷斯在讨论收入趋向平等的原因时，无意间揭示了特权阶级不再渴望财富，以及收入趋向平等的共同原因——不是社会中机会的不平等消失了，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得不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社会价值准则从物质财富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再说简单一点——社会中的特权和机会不平等从未改变，只是社会价值的转移使特权阶级维持和炫耀特权的方式变了。那么问题就在于，社会价值转移到了什么价值上呢？鲍德里亚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转移到了消费价值上（或者更严格地说，转移到了符号价值上）。他描述道：“驾驶豪华汽车的富人不再令人赞叹，但却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了。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风格，他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过分的显摆到审慎的表露，从大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绝对的特权。”

对加尔布雷斯“经济特权率下降倾向”的说法（特权向财富转化的比例下降）进行采纳的同时，鲍德里亚也指出了加尔布雷斯的一些不足。他认为，尽管在特权阶级的变化上加尔布雷斯很有洞见，但将这种变化认定为是“经济特权率的下降”其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拥有财富就等于拥有特权”这件事从未改变，不是像加尔布雷斯所说的“财富能带来的特权减少了”，而是经济特权通过消费转化成了其他形式的特权（用钱买来了地位特权、文化特权等）而不是以直接的经济特权（财富炫耀）的形式表现。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将特权限定在了收入和消费的领域（经济的领域），既没有对消费行为的社会本质进行进一步探究，也没有将这种价值转移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过渡。这些被加尔布雷斯忽略的消费的社会意义，是鲍德里亚在本节接下来的部分中，或者说在后文的所有章节中将要进行讨论的重要话题。

通过对以上论述的小结，我们看得出来，鲍德里亚将社会中普遍不幸福的原因归结于各方各面的普遍不平等，而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在他看来不过是不平等的表象（以基尼系数评估的不平等），是表面的不平等。联系实际，我们生活的社会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并对其有了广泛的讨论、解释，提出并执行了很多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对财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确实的改善。然而，人们对于财富不平等日渐广泛的认知，似乎导致了当下有很大一部分人误以为只要解决了物质财富不平等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就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时下有不少人在努力想办法促进社会平等时，忽略了促进经济平等以外的更为本质的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把一切不平等和不幸福归咎于经济，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打土豪分田地”一般地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的财富抢过来分给民众，或是通过生产力发展和分配使每个人都能月入十万元，社会就能走向终极的平等和幸福。此时，鲍德里亚的理论便显现出了其作为补充观点的价值所在——当人们沉浸于对财富精英的口诛笔伐，并聚在一起共同幻想着某一天社会的平等和幸福能通过经济收入的高度平衡而实现时，鲍德里亚的学说便告诉人们要把视野放开阔一些，不要把眼界局限于经济，他似乎在说：“真正的不平等从来就不是钱的问题，钱只是机会不平等的结果和表象。就算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了物质的极大丰盛，通过合理的财富分配达到了财富的极度平等，人均月入百万、人均购买自由了，特权阶级也有另外的办法维持自己的特权。实现平等的重点应该放在对特权阶级特权本身的拆解上，让他们将无理占有的‘机会’归还给大众。否则哪怕财富水平趋于平均，握在特权阶级手中的‘机会’仍能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消费转化为其他的形式（特殊的消费符号）。社会依然不平等，我们依然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