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另一特征是与浪费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一种“垃圾箱文明”存在。“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这很好理解，假设现在甲、乙、丙三个人各拥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奢侈品背包，甲在下个季度新款上市时就把手中的包扔了换新款，乙在用了两年之后发现背包出现破损随即扔了换新款，丙则把这个背包缝缝补补一直用了十年之久。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无论是谁都会认为富裕程度是甲＞乙＞丙。对于这种“喝一碗倒一碗”的价值逻辑，鲍德里亚解释道：“统计扔掉的废物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财产总量丰盛’的符号而已。如果人们在废弃行为中只看到了本来打算消耗却没能消耗掉的多余物，那也就不会明白浪费和它作为符号的功能。”也就是说，废弃行为本身也是一个象征“物质丰富”的符号，但如果我们在看待废弃时将其视为一种被动的舍弃（如交通工具的损坏）而非主动的淘汰（如时尚产品），则起不到其作为“富裕符号”的作用。

在物品的内在的道德规则中，一个物品应该是持续发挥其理性用途，直至其无法发挥这个用途后被废弃。然而，人们长久以来似乎不喜欢遵循这样的规则，鲍德里亚写道：“从随地位和时尚乱扔财富、更换财富的个人，一直到国家范围的浪费，甚至到全球性的浪费，人类在一般经济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是做得出来的。浪费是一种疯狂、一种精神错乱、一种刻在人类本能中的官能障碍，它使得人们主动焚毁储备的物资，用非理性之举把自身的生存条件置于危险中。”根据他的观察，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地区、种族和文明程度如何，无一不在践行着所谓“必要的浪费”。从部落时期的统治者把食物、奴隶、刻有精美花纹的青铜器扔进大海作为血统维系的证明，到封建时期的君主贵族们大肆修建华丽的建筑以证明自身的地位，再到如今人们对于时尚、创新、高级产品的追求而加速了旧产品的淘汰。社会组织的巩固似乎是通过对于宝贵资源的竞相挥霍和破坏来实现的。而个人与社会一样，只有在物资出现盈余并且进行主动浪费的过程中才会体会到“生活”而不是“生存”。

在高级的社会中，物品特有的“社会用途”（符号价值）取代了原本的“理性用途”（使用价值）成为物品的核心功能。仅仅是物质的丰盛本身并不能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价值，而对于“理性用途”的扭曲程度、为“社会用途”所付出的钱的多少，成为表现价值、差别和特殊意义的地方。这一点在由丰盛和增长所创造的消费社会中变得尤为突出，人们对于物资的消耗并非“生产性消耗”（只消耗日常和生产活动必需的资源），而是将“盈余”置于“必需”之前，在“价值”上进行开销会先于物质的“累积”。这样的现象注定是对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一种颠覆，传统意义的理性人会先取得足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资后，再用剩下的钱考虑更高价值的消费。然而，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者是先去4S店里买最新上市的苹果，再用剩下的钱买楼下水果摊上新鲜上市的苹果。这听起来虽然有些荒谬，但似乎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早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尽管人类长此以往地将浪费作为一种价值体现，但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消费社会的形态，在鲍德里亚看来并非完全的经济原因（部分也可以归因于工业化以前生产力的普遍不足），更多的是一个大众传媒发展所造成的非经济问题，即大众传媒对“消费的神话”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塑造。他对此描述道：“在大众文化中，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地位已经让位于消费主人公。原本备受推崇的创始人、先驱、垦荒者、探险家伟大典范的一生，如今变成了电影明星、体育明星、浪荡王子、外国封建主的生活。换言之，变成了‘大浪费者’们的生活。”对于当今那些成为大众传媒中心的，在镜头下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人们，鲍德里亚并没有对其进行猛烈的批评，而是略带讽刺地将其归类为一个用于维持消费社会运转的、特殊且必要的阶层，一个“为消费神话的话语巩固地位”的阶层。他说：“他们履行着一个极为确切的社会功能——奢侈的、无度的、无益的消费功能。他们像过去的国王、神父、英雄或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对整个社会起着这种代理的功能。这种不可思议的消耗具有了‘个性’，并由大众传媒来传播。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大众消费振兴经济。”

在过去没有大众传媒的世界中，如果希望通过拉动大众消费、浪费来振兴经济，往往要等到特定的节日。例如，欧洲和南美洲的狂欢节，在为期四天的狂欢节中，人们会专门举办宴会、舞会、游行、无节制地饮酒和享用美食，可谓全年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消费。节日作为特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节日消费行为中很难加入“个性化”的成分。中国的春节就是家人团圆、吃年夜饭、放鞭炮、贴春联、挂红灯笼等，而西方的圣诞节就是装饰圣诞树、交换礼物、烤姜饼、纪念耶稣等。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化可以围绕着某类甚至是某个“大浪费者”的特征展开，成为一种独特且艰涩的亚文化。例如，影视明星穿一个晚上就扔的奢华连衣裙，明星负责创造这种“浪费的文化”，而大众传媒则负责将这种豪华的浪费推到台前，绕开了如狂欢节日这类定期且主题确定的浪费，进一步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加系统地跨越了传统特权结构的全民参与浪费。在我看来，如果把视线放到当今传媒渠道更加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鲍德里亚口中的“大浪费者”阶层早已不再由影视明星作为主要构成。构成互联网时代这一阶层的群体，更多的是以网络主播、视频作者、论坛版主等为主的“网红”们（低成本、短寿命、高浪费）。

当然，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只有消费行为具有狂热且无节制的特征，而生产行为始终保持适度原则和理性。消费社会也是如此。鲍德里亚认为，以浪费体现价值的消费社会，除人们追随“大浪费者”阶层进行浪费式消费外，其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扭曲的生产和消费关系构成了新式的浪费经济。他说：“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可能使用的时间而存在，恰恰相反，它是根据其‘死亡’而存在，‘死亡’的加速势必会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对描述需求与供给关系的传统经济学理性主张产生怀疑。”(www.daowen.com)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者。秉持传统观念的生产者会想尽办法让产品在市场上尽可能长期地存在，以此获取持久的利益（如大白兔、老干妈、贵州茅台等）。而现代（产业）的生产者则普遍了解产品的周期性，知道任何产品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有一天会被市场淘汰，他们不再执着于“让产品在市场中永生”，转而进行一种“自我淘汰”，即以极快的速度让产品“自杀”、被“指导性废弃”，然后用新款顶替。采用“快时尚”经营策略的西班牙服装品牌ZARA是这类现代生产者中的典例。据统计，ZARA的门店每周会进行两次的上新，每年大概会上一万两千个新款，所有的服装最多在门店展示三到四周，而上市后头一周销量不好的款式会立刻被淘汰，进入ZARA折扣店以五折处理。而在其他具有现代特征的行业，包括移动设备、化妆品、网络娱乐等，这样“新款不停出，老款留不住”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对这样的现象鲍德里亚评价道：“这类让产品‘自杀’的活动，是借用在技术创新或时尚潮流的幌子，蓄意使‘依然能正常发挥其理性功能’的产品变得陈旧。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产品的使用价值、去除产品的时间价值、使其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

大众传媒促进了消费者对于“大浪费者”阶层的追随，造成了对商品“浪费的价值”的渴望，再加上广告对于“换新”“热门”“时尚”“创新”“潮流”“升级”等概念的宣传，贬低了旧产品的同时减少了浪费行为在道德上被批评的风险。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共同保证了生产范畴的高强度淘汰和再生产。在消费社会中，浪费式的消费已经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义务，一种无意识中执行的强制性指令。你若是想在当今的社交媒体中保持自己当下的社会价值，你需要每个季度都更换新款的时装，或是每半年更换一次移动设备，抑或在游戏出新角色时以最快的速度充值拿到手。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拯救消费者的钱包，反而只会使他们的钱包越来越空的同时，生活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鲍德里亚在本章最后归纳道：“在消费社会中，库存是焦虑的标志，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财富只有在消失中才得到证明。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功能的摧毁都注定要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如果说本章第三节中鲍德里亚批评了消费社会中“生产的神话”，那他批评的也仅仅是工业社会（商品社会）中一切以经济的积极增长为尊的“累积式”拜物信仰而已。而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出了浪费和高速轮换的社会形态。工业资本和大众传媒共同造就了“消费的神话”，并依靠“大浪费者”阶层和大众传媒的力量，让消费者把通过牺牲文化、道德、环境、平等换来物质的丰盛统统扔进了火炉浪费殆尽以展示其价值，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以达成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