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者、商家、新闻媒体之间关系的简单讨论构成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核心。与上两节不同的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鲍德里亚开始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分配和平等角度对消费社会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对象加入了政府、消费体系和工业生产体系。关于工业生产、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问题也是他在之后的第二章中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在第一章中的论述同样只是一个阐明基本观点的引述。

鲍德里亚首先纠正了一个有关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普遍认识，他说：“消费社会的特征并非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而是第三方（主要是政府部门）为个体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现象的加剧。”在此他举了法国本土的例子，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法国政府每年会将20%的GDP进行重新分配，但这些作为“集体支出”的经费并没有使法国社会更加均等，社会机会的客观平等并没有因为这些支出而得到了强化。

仅在最能体现机会平等的国民教育方面，其开支就消耗了当时法国全部的自然人所得税，但结构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当时全法17岁的年轻人受教育率为52%，在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教育机构成员子女中则是90%（其中进入高等大学的有1/3），而在农民和工人的子女中则只有42%（其中进入高等大学的有19%）。鲍德里亚将这个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阶级在教育中存在继承性和无法缩小的不平等”，即法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经济原因以外所造成的不平等，而在这种本身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开支、财富的再分配非但没有消除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增强了这种不平等。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公共服务的被提供过程中，鲍德里亚发现，在法国，只有在接受所谓“没有价值的公共服务”的群体中，才能看到穷人的身影（如免费医疗）。而当一项公共服务要向全社会开放时，对于弱势群体的筛选和排除在开放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类似的例子我认为可以参考美国警方针对不同人种的执法情况，警察作为一种理论上无差别提供的公共治安服务，美国黑人在接受这种服务时比白人更容易受到暴力对待，这种不平等并非由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原因造成的，而是更多地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样的还有对贫困大学生的补助款，单从支出侧来看，这样的支出无疑是有利于学生之间平等的，但从结果来看，大部分的贫困补助是被擅长人际关系和填写申请书的中等家庭学生，甚至是富裕家庭的学生拿走了。

这种现象被鲍德里亚归结为：“在极不平等的社会里，为确保形式上平等而采取的行动（主要是增加以消除不平等为目的的财政支出），大多数情况下加重了不平等。”在解决（或充分缓解）分配原则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之前，单纯的经济上的绝对值增长对于改善社会生活和平等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起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而消费社会中“物”的增加和堆积，所造成的丰盛，恰恰就是一种缺乏结构性平等与不平等考虑的、如同野蛮生长的热带雨林般的经济的绝对增长，随之而来的便是（除分配不均外的）“增长的危害”，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日益增加的个人和集体对财产的拥有，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同时它也产生于消费结构本身。”

例如汽车这样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造成了空气污染、噪声、车辆拥堵、汽油费、交通事故保险以及医疗等额外的家庭开支，尽管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会因为汽车的出现而受益，但其造成的技术、人力和心理上的困扰与社会成本却需要所有人来承担。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没有买车，因此没有享受到汽车这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但他却因为汽车的出现而呼吸汽车尾气，受马路噪声的干扰，或是花钱为自己购买一份交通意外保险以免某天葬身于车轮之下（这不是通过经济增长与再分配能解决的问题）。增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哪怕对人的生活影响是负面的，都会在GDP和财务统计的名义下作为财富增长指数来计算。交通事故中受害者的医疗费会以消费的形式纳入GDP中，理论上说，假如一个人一生只能消费一百万元，而出一次车祸所需要的医疗费、不治身亡后所需的殡葬费全部加起来有两百万元，那每有一个这样的人因为车祸身亡，GDP便会比原先增加一百万元。

产品和机器老化速度加快、对于旧结构的破坏（很多旧结构已经能充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对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改善的假发明的增多，这些都会被纳入资产负债表中作为经济增长的数字。这样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危害，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多方面且难以用数字衡量的。例如，文化的劣质化、智力的下降和社会不安全感的增加等（环境污染问题至少还可以用化学领域的数字进行衡量），他说：“人们不会用处理水污染问题所采取的做法，来客观地揭示一部最差的电影，从来没人提议让人们摆脱轰动效应的报刊影响，也从来没人提议设置一个‘智力危害罪’。”尽管鲍德里亚提到增长的危害时，更多关注的是增长对于环境和文化的危害，但从后来的社会现实看，“社会不安全感”或许是在畸形结构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最大危害。(www.daowen.com)

“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和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收入、声誉、工作内容等方面的流动，以及地位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随着经济增长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时间才能自我恢复。”鲍德里亚解释道。换句话说，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是其引起的职业不稳定和竞争加剧，造成了整个社会存在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哪怕是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在遇到财务制度时也能够成为一笔数字的增加。烟草、酒精、其他夸耀性或补偿性的消费，成为减少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的手段（被称为补偿性支出）。补偿性支出同样促进了GDP的增长，在财务制度中它们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支出”，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物质丰盛的图景。

同时，财务制度导致了发展过程中对于“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社会成分”的忽略，一些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成分，如主妇们的家务、科学研究、文化活动等，在经济增长中只字未提，而被提到的往往是很多对于社会生活无关紧要，却能够被数字衡量的东西。鲍德里亚在之后略带讽刺意味又十分生动地写道：“财务的共同点是认为自己不了解消极，它们把一切有害的东西都纳入了非理性的范畴。损坏、废弃和不足的方面并没有在财务中得到体现，如果有得到体现的话，所用的方法也都是积极的！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因为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变得神圣了。任何摸得着的（可量化的）东西都是积极的。在会计们眼中，巴黎五十年之内空气亮度下降30%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有一笔电力、灯泡、眼镜的支出由此产生，那么它就会作为生产力增加与社会财富而在资产负债表中存在！”

可以说，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在消费社会中被认为是一个积极、持续甚至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神话般的过程。哪怕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创造出新的增长，加上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治疗”，而不会对造成问题的那种增长本身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任何对于生产或增长原则加以限定和筛选的行为，在消费社会中都会引起如渎神般的恐怖。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了神话社会的功能，而为了使“生产的神话”“经济增长的神话”生动且令人信服，财务体系甚至不惜把与数字相抵触的现实颠倒过来。疾病促进了保险和制药业，死亡促进了墓地开发商和殡葬服务业，灾难促进了建筑业，犯罪促进了安保业；而部分地区的贫困则被当成了潜在的积极因素，似乎贫困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只要提高当地生产和消费，贫困的问题就会被彻底解决。这种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问题，将经济发展认定为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根本方法，甚至有些“丧事喜办”味道的话语，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似乎是无处不在且无比自然的（第二章会对平等、经济增长和贫困的问题做出详细的讨论）。

鲍德里亚在此引用了一段曼德维尔（十八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著有《道德的起源》）有关道德的话：“一个社会的平衡靠的不是道德而是邪恶，社会的和平以及人类的进步和幸福，靠的是使他们不断触犯规则的本能和不道德行为。”如果将这段话中“道德与邪恶的关系”换成“物质和非物质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便能很好地诠释他的观点，即单一的物的堆积和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解决社会不平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剧），均衡问题需要依靠如道德观念、社会意识、文化等与经济生活关联较弱的社会因素的作用才能解决。同理，社会不会因为经济生产力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或者是生产力的过剩而走向和平与进步，真正的和平、进步同样需要依靠经济以外的，甚至是限制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才能实现（如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的改革）。

简单小结，鲍德里亚在此陈述了消费社会中那如同神话般不可侵犯的增长状态。消费社会中经济的增长造就了数字的恶性增长，除此之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不幸福不仅体现在那种通过经济增长和再分配无法解决的贫困上，还体现在生活环境的恶化、文化与智力的危机、社会不安全感的上升等社会问题上。而更可怕的是，由于财务制度的存在，一切东西都被以量化且积极的方式评估。所有可以量化的结果，哪怕对于生活的影响是负面的，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数字，至于那些无法量化的结果则在这一过程中被视为非理性的结果而遭到忽略。消费社会中生产与增长的神话，以数字统计的方式，借“理性”“务实”等概念在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构成了后来我们常说的“拜物教”或是“经济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潮之一，倡导一切运动以改善经济状况为目标）的原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