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节的开头，鲍德里亚讲述了一个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人看到白人的飞机从上空飞过后，用树枝和藤条编了一架模拟的飞机，以此希望真正的飞机降落的故事：

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人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但这些奇妙的“飞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而白人总是能把它们接收，因为白人们在地面的某一区域布置了相似物，用以引导飞机的飞行（土著人误认为停在机场上的其他飞机是一种引导）。于是，土著们便努力地用树枝和藤条建造了一架飞机，精心划出一块空地。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真飞机前来着陆。

在他们看来，当今身处“消费社会”中被称为消费者的人们和这些土著人似乎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们不是用树枝和藤条，而是在消费过程中布置了另一套模拟物、一套代表幸福的符号，然后等待真正的幸福降临。消费者的这种神奇思想，鲍德里亚认为其源于一种对这些符号“拥有能够带来幸福的威力”的信仰。例如，当今一部分人相信只要拥有了某个名牌的服装、饰品或是箱包，自己就能借此在某些社交场合大放异彩，进而一举进入自己认知中代表幸福的“上流社会”。然而，从来没有任何实践证明拥有昂贵的名牌商品就等同于步入了上流社会。与其说消费者为自己买来了一张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倒不如说名牌商品在出售时就是以一个“代表高雅生活的文化符号”的形式，在商业中心的特定文化氛围下被出售的。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它们只是购买了一个“象征幸福的符号”，带来的只是富裕、上流、时尚的幻象，而不是有助于达到幸福生活的实质性提升。同样的例子还包括某些花重金组装顶配电脑以此幻想自己与硅谷技术精英平起平坐的人，或是某些购买了精装纪念版全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此幻想自己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斗士的人。其本质都是“代表幸福的符号”的堆积造就了“幸福的幻象”以及财富的无谓消耗。换句话说，鲍德里亚认为消费行为并不能带来幸福，而只是消耗财富去积累了大量“代表幸福的符号”（这个观点将贯彻本书始终，雷打不动）。

而更糟糕的是，消费带来的幻觉导致大众将（消费带来的）幸福视为一种自然的结果，看作一种如同呼吸般与生俱来、理所应当、不可让渡且人人平等的权利。商品在消费过程中不是充当了如马克思所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的产物”，而是充当了商家使消费者心甘情愿交出其财富的骗术。鲍德里亚陈述道：“丰富的资料一旦与客观定义相分离，便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恩赐，视为从天上掉下来的好处。”上文提到的美拉尼西亚土著人用树枝编飞机的故事的后续是另一个名为“货轮神话”的故事：当土著人通过飞机对白人拥有的东西产生了“发达”的认知后，他们在后来实际与那些随着货船一起到来的白人接触时产生了犹如救世主一般的崇拜，白人借着这种崇拜用许多虽然廉价但象征着白人世界的物品，轻而易举地骗取了土著人的祖先们留下的珍贵资源。用几包香烟和酋长换大块玉石的事情从古至今都在持续着。

这个故事揭示了那些来自发展程度低的社会的人，把来自他们认为的发展程度高的社会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东西。而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的美好信仰类似于土著人对白人世界的崇拜。商家、工业资本、上层阶级扮演了白人的角色，消费者、下层阶级则是天真地崇拜着这些“幸福符号”“发达符号”的土著人，在消费符号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赋予了“通过消费获得幸福”的自然权利。就像为了幸福的幻象而消费了顶配电脑这个符号的群体，不会承认自己没有成为技术精英的权利，尽管他们的客观条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知识等）并没有赋予他们这种权利。

消费者对理所应当的权利的认知，其来源并非单一的，现代社会通过媒体和新闻对其产生的影响在鲍德里亚看来不可忽视。如果说商家扮演了那些随着货船登岛和土著人交易的白人的角色，即符号的获利者，那么来自广告、新闻和媒体等大众传媒领域的影响就充当了最早从土著人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角色，也就是将符号与幸福连接在一起的“创造者”。于是，在本节的后半段，鲍德里亚对符号、媒体和社会新闻在消费化社会中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铺陈。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所提到的消费一词是比我们一般认知更为广义的概念，所指的不仅限于商品买卖的过程，社会公众对新闻、广告和其他传媒信息的阅读、讨论、交流等也被视作一种消费（大众传媒相关的内容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的讨论，到时候会做出详细的解释，回答“为什么阅读新闻也是一种消费？”的问题）。(www.daowen.com)

符号的作用被鲍德里亚称为“牟取”，在这里他将牟取做了双重的定义。牟取，一是让符号出现，然后再从中攫取（主要是商业性质的）财富利益；二是通过符号提起某事，然后再人为地对其加以否定和击退。我们可以粗略地将第二种定义理解为“通过符号攫取社会认知利益”。鲍德里亚认为，由于当今大众新闻具有的普遍性，绝大多数人对于有关现实世界中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信息都是从新闻和广告中获取的。而大众传媒的最大特征，便是在传播过程中对真实的信息进行简单化和符号化处理，即抛弃完整的（且通常是冗长的）事件陈述，将其在报道中缩减为几个特定的简单符号，把一系列完整的事件打上易于传播的标签，大肆报道所谓“事件核心”“争论焦点”“真相中心”等，给新闻的消费者们营造一种亲临现场般的幻觉。

例如，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发生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中，媒体起初是报道大量民众开始冲击国会，然后报道了国会议员们被迫离开，最后着重报道了几名事件中突出的人物（如遭到了枪击的女兵等）。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读者们看到的整个事件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个人，但临场感却越来越强烈。换言之，新闻的消费者们所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所谓“事实真相”，本质上是用符号概括的“我没亲眼看到，但却真实发生了，且十分重要的事实”，是与自身生活存在一定距离的幻影。事实、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在此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鲍德里亚将其描述为：“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幻觉。”处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对现实认知的特点便是——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

不过，鲍德里亚并没有彻底地否定大众传媒的存在意义，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符号去概括、传播一部分复杂的现实，这么做的确有一种微小的价值。他认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封闭的，如果没有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幻影”的消费，证明我们正在参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与世界产生联系，那我们在生活中仅会接触我们的工作、家人和朋友，而这样的生活（至少从今天的情况看来）将是难以忍受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封闭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需要参与世界，但又需要不在场证明。”

这样的“需求”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渴望发言，却又都希望自己处于“安全区域”、不希望自身利益受到讨论的互联网时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所有的“幻影”中，和案件、灾难、暴力等负面新闻相关的符号似乎最受消费者的青睐。鲍德里亚发现，在看报道战争的电视新闻时人们显得格外轻松，残酷的战争透过电视机屏幕后在观众的房间里变得亲切，似乎表明被困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喜欢消费残酷和暴力，而这与道德标准是矛盾的。这样的现象在本章中暂时地被他解释为：源于象征残酷和灾难的符号对于我们平庸日常的塑造，即只有外部世界不仁不道，自身所处的安全才会被进一步加以认识，是外部的灾难将我们周围的生活证明为快乐且富饶的。“刺激性符号的大量涌现使日常重新获得了伟大和崇高，而实际上日常恰恰是其反面，其目的正是使平庸得到满足和宽恕。” 可以说，通过新闻媒体对灾难和不幸的报道而塑造出的“伟大的平庸日常”，更进一步地让大众相信了自己正如同身处暴风雨中的安全海岛上一般地处于幸福之中，其对幸福的拥有和获取的权利更是一种不可让渡的天然权利。一个每天阅读自然灾害、战争、饥荒相关报道的人，和从不关心社会新闻的人，显然前者会更加庆幸自己生活在物质丰富与和平的社会当中，更加认同为自己带来这一切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活动，并相信这种丰富是自己应得的权利，这便是“通过对事件的符号化攫取社会认知利益”的众多结果之一（之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结果，甚至反过来形成了束缚）。

通过数量的堆积和基于文化符号的商品排列，商品形成了特定的、象征幸福的“文化氛围”。在特定文化氛围下消费“幸福符号式”的商品，使消费者相信了“能够获得幸福”这一“自然权利”（尽管我们的能力与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并不允许我们获取真实的幸福），而通过负面和刺激性的新闻符号，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被证明是伟大且幸福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平庸且常遇到困难），无视自身客观条件而发起的（以消费为核心的）对幸福的追求也因此变得更加地肆无忌惮和理所应当。有关消费的意识形态便这样一推一拉地被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