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在本书的开头先抛出了一个贯彻全书的观点——当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的时代”。这个“物”并非动物或植物，而是由人类创造的物，更确切地说是那些被放在市场中交换的商品。如今生活富裕的人们普遍不同于过去，过去的富人们是受到“人”的包围（如拥有忠实的家仆，或是身居一个繁茂的大家族中），而如今是被大量的“物”包围（如拥有房产、车辆或其他奢侈品）。工业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丰富商品，给人一种如野蛮生长的热带丛林般的感觉，整个社会展现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和堆积，这样的过剩被鲍德里亚用一个词概括——丰盛。

除了数量的堆积之外，鲍德里亚认为“物的丰盛”所展现出的另一种形式是“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他说：“消费者浏览所有的物品，并把它们作为整个类别来理解。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被单独地提出来。”这里的“背景”包含了“除了单个商品实用功能之外，所有与该商品有关的东西”，包括品牌、代言人、广告语、抽象概念、与之有关的其他商品等。这些“背景”将商品赋予了功能用品外的另一层意义。例如，除功能性饮料外，当今的大多数饮料很少有在宣传过程中强调其口味或是功能的，而是更多地会通过明星、商标、抽象情感、夸张的叙事等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而所谓的“整套”则被解释为：“将多个商品联系起来后所塑造的一连串的意义，由此使消费者产生（该产品使用功能以外的）更复杂的消费动机。”日渐复杂的家用电器被鲍德里亚看作其中的典例：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电器，把它们单独拿出来只是普通的功能性电器，但当它们成套地摆放在一起，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暗示，向消费者传达了“高档且现代的生活”这一象征意义。而如果在“成套摆放”的基础上加上知名的商标或广告（“背景”），消费者很快就会被这一“象征意义”诱导，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陷入商家的盘算中，进行成套而非单一的购买。这样的现象在服装、民用器械和化妆品行业中最为常见。

鲍德里亚将丰盛（工业生产造成的商品数量过剩）和盘算（成套的商品组成）相结合，将数量的堆积与“象征意义”摆放在一起的商业体称为“杂货店”（Drugstore），具体表现为现实中集购物、娱乐、餐饮、社交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业中心，如国内的万达广场、印象城、银泰购物中心。而与“杂货店”相反的商业体，鲍德里亚将其称为“大商场”（Large store），即商品种类集中且功能单一的购物市场，如麦德龙、宜家等。(www.daowen.com)

杂货店与大商场的区别，首先在于大商场的商品摆放高度集中，以商品品类进行区分。例如，宜家的桌椅区、灯具区、镜子区、床上用品区等相互分离，店内设置了通往各个区域的向导标志，区域之间的墙壁互相打通形成捷径，顾客想要什么东西只需要直接去相应的区域拿便可，没有很多空间留给顾客进行“游戏式”的自由探索，顾客在其中取得的仅仅是“功用性”的产品。而杂货店商品的摆放则与大商场相反，不以功用性区分商品，而是根据每个商品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文化符号进行混放，这些符号相互映衬，给身处其中的消费者塑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他们体验到的并非一种对功能的单纯获取，而是具有游戏性的探索经历。

功用性商品和符号的差异在这个环境中被模糊了，商品的实用地位升华为“氛围”的游戏。“文化氛围”取代功用性，成为杂货店式的商业中心的主要消费对象。也就是说，商业中心中的消费者不是在进行简单的购买，而是身处一个时不时会变换主题的主题公园，购买商品并非由于需要获取商品本身的功能，而是因为商品身上的文化符号与其他商品所构筑的文化氛围相契合。例如，在所有文化符号中，节日是最广为人知且经久不衰的文化符号（后文我们会知道，这么说并不严谨）。只要从“文化符号为核心的购买”取代“以功用性为核心的购买”的角度来对节日活动进行观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从古至今都没有广泛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每到临近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购物中心里所有的商家都会如同受到某种感召一般，瞬间开始用红、白、绿三色装饰店面，打出圣诞节特惠的广告，有的甚至还会为商品更换包装，以圣诞节限定品的方式销售。

对于这类以售卖“氛围”为主的商业中心，鲍德里亚陈述道：“大商场仍保留着它诞生时代的东西，也就是广大百姓获得日常功能性产品的东西。如果说大商场体现了商品的集市层面，那么杂货店就扮演了消费的独唱会的角色。这是一门新的生活艺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髦成为日常的一部分，人们能在一个有空调的地方愉快地购物，能一次性买到食品、服装、鲜花、刚问世的新奇小玩意，还可以与家人一同看一场电影或者就地一同用餐。咖啡馆、电影院、书店、音乐厅、妇女的小饰品，杂货店能够以万花筒的方式重新把一切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