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玲特别关注了几个很重要的台湾旧改项目，她需要去重新打量一些原生态的地方，或者说是荒废很久的地方。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开始推动在台湾的 bottom up：从地方开始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乡说故事，然后推动产业发展。

2010年的时候，康文玲到台湾嘉义县（阿里山）去当文化处长。作为一个都市文化人被调到55万人口超80%务农的地方去推动文化，康文玲不由得就要调回头去向社区、向地方在地去寻找资源。

在日本的大地艺术祭，康文玲认识了北川富朗。北川富朗通过大地艺术祭，以文化艺术的方式让越後农村、濑户内海诸岛等已经被遗忘偏乡重新被世人所看见。康文玲感动于此并有了一个新的思考：我们怎样在多年的美感养成、人文养成之后，回到最原初的基地？这基地可能就是你的家乡，它具备一些农特产，但不知道下一步转型在哪里。

11、12年的时候，大陆向康文玲发出了项目邀约，基于对大中华文化的憧憬，她回到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现场”办斗茶，让武夷山茶跟阿里山茶对话，以茶为媒联结两岸文化差异。她也把嘉义的茶席文化、台湾茶带到华山文创园办台北茶会，后来每年春天都办有茶席的生活节。(www.daowen.com)

“我们去探讨产地跟展场、城与乡的关系，乡它其实是生产的基地，但是展会它会发生在都市，它就使茶席文化活动发生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康文玲意识到要把社区活力带动起来，社区里必须要有做文化的人，他们除了会做茶以外也要能够做得出观光型的社区，让大家看到茶叶的生产过程，这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

“如果把乡建变成开发，很一致的目的就是经济性回报，把产品做出来，然后收割，然后离开，跟地方的文化、土地与人民没有很具体的一种连接。文化艺术并非如此，它就像一颗外来的花的种子，飘到一个陌生的土壤，会扎根，会开花，可能活得很好，也可能活得不是很好，但是有生命。你不能用当年度、或者是当刻、当下去看待它的价值，必须要给予时间、土壤、人群、观念，大家养成习惯就不会觉得奇怪，大家喜欢就会留下，大家有投入有互动有参与，它就会变成集体的价值。”

当乡建被做成文化艺术品，它就是可以被讨论的了，被关注、被讨论、被呵护或者是被唾弃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激起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