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媒与感情交往功能

正如前面所述，家庭在逐步实现生产社会化、教育社会化和生活保障社会化的同时，原先的众多功能逐步丧失，而情感交流的功能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在高强度的体力、脑力工作中，人们需要在精神方面得到更高程度的满足，期望得到爱与关怀，家庭的感情交往功能也因此得到了加强。

现代传媒提供了用于交流的丰富材料，使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充实。20世纪80年代现代舞、卡通片、港台片、情节剧、音乐电视、卡拉OK等娱乐产品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进入90年代，以娱乐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电视娱乐节目，是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在上海市所做的和谐家庭入户调查中，家庭共同活动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看电视”（见表7-1）。

表7-1　家庭的共同活动

在电视出现以前，家庭的精神生活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这种交往在人际传播符号特征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形成了最基本的亲密纽带，家庭也得以成为思想感情交流最充分的地方。这种“充分”是建立在最频繁、最接近的人际交流基础上的。但是这样的交流表现出来的是内质上的合，由于年龄、群体上的异质性使得家庭成员无法长时间驻留在一起，共同接收同一种信息。在这样的传播方式前提下，家庭的休息娱乐功能也就建立在偶尔的家庭聚会和日常的言行举止之中，没有脱离基本的人际限制。当电视介入家庭，以电视为中心，重新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共同体。家庭的聚合时间多了，从短暂的面对面交流式传播走向了共享一种信息流，父母和孩子可以共同享受同一种游戏或者同一套节目。比如父母与孩子可以欣赏同一个节目，可以讨论节目的内容；在精彩的电子游戏面前，家长可以是孩子真正的伙伴。这种亲子游戏增加了两代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促进了两代人的交流。

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家庭成员对于传媒依赖性的加深又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人际交流，分散了人们对于建立家人间亲密关系的注意力。首先，不同受众的频道和节目的出现，加剧了家庭成员在年龄、职业等方面的认同，从而加深了家庭成员对于以年龄、兴趣等为特征的次级群体的归属感。其次，人们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让传媒所占据，日益满足于内心与“荧屏世界”的互动，与家庭成员间的言论时间减少了，而与“媒介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与家庭的隔膜也日渐加深。特别是网络的普及，提供了一种不逊于家庭情感交流的交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家庭在情感交流方面的地位。

网络提供了在家人之外可以获得情感慰藉与交流的场所。这种交流可能是源自地球的另一端，可能是交流者从未接触过的，可能是比家庭交流更为亲切、直接与无所忌惮的，它作为家庭情感交流的补充，满足了人们对于获得不同的交流经验的需求。

一是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家庭成员在拥有了适合自我精神满足的电视之后，又能够在互联网上主动找到隐秘传播的更多个性化信息，这远比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开放、自由。二是互联网真正地将时空延伸，尤其是改变了空间的距离。“面对面”已经不是家庭的专利。网络上的人际互动无须身体的接触，只是部分人格之间的互动，个人不必担心整个人格或是身体会受到网络人际关系的影响，同时面对面交流所造成的传播噪声和符号限制也在逐步消失，因而，可以自由地表达更符合互联网家庭传播关系的词句。三是网络上的人际互动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可以在网上与各国各地，处于各种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进行交流，使人在不断提高自身的见闻之余还能始终保留一种新鲜感，这也是网络聊天发展得如此热火朝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传媒与社会教化功能

处在风险社会之中的个体，由于所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其常常会陷入某种焦虑之中。为了克服焦虑，人们往往会按照“个性化”的方式来生活，以获取自身“本体性的安全”。个体为了获得“本体性的安全”，就需要按照社会既定的角色规范来行动。了解或习得社会既有角色规范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过程。

在传统的认知过程中，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初始单位，它承担着主要的作用。费孝通在他的《生育制度》中指出，人类的种族必须要绵延，因此要生殖后代。因为要抚育儿女，才要建立两性间的稳定联系。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殖和抚育后代，才必须有婚姻和家庭。可见教育子代，使之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是家庭极为重要的功能。近代以来，社会教育的普及化使家庭的这一功能有所减弱，但我们仍不能否认传统的家庭教育功能在孩子最初的社会化、培养良好的人格、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迁，大众传播无形中已大大缩小了各种环境中的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日益成为人们在社会中接受社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信息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和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社区并列的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瑞士的查尔斯·赫梅尔在《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一书中所写到的，这些传播媒介已经创造了一个平行的教育制度。由于这些传播媒介，教育正在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它不再局限于学校，也不再在某些固定的时间内教学了。

大众传媒在家庭教化功能的发挥中主要承担了以下几种角色：(www.daowen.com)

一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灌输者。媒介通过青少年所喜欢的节目，如动画片、娱乐故事片、文艺节目等，向青少年传播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包括勇敢、机智、善良、勤奋、正义等美德和独立、自主、自信、平等、竞争等现代意识。

二是信息和文化的传递者。大众传播媒介通过能够为青少年所接受的途径向他们传递信息，从媒介上，他们了解了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了大自然的变化，了解了人类生存遇到的困境等，为他们积累知识提供了方便。特别是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可以扩大孩子的知识面，网络贯通五湖四海的功能使孩子能够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在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知识，传承了文化。

三是社会适应的指导者。美国心理学家班都拉认为，儿童通过媒介观察和模仿社会行为，是一种依靠间接经验的学习。儿童先观察媒介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然后模仿，并观察自己模仿行为的后果，如果社会能够接受，这种暂时的模仿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儿童固定的行为模式。在这里，媒介是一个无形的指导老师。“他”会通过某个媒介人物的行为后果来“指导”儿童。因此，社会化的进行是以信任规则的存在为前提的。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之中，个体对自己无所知晓的运作规则具有充分的信心，确信这些其所不知的规则本身是正确的，可以依赖的，所以个体需要确定的只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认可的既定规范。

四是娱乐消遣的合作者。儿童调查说明，儿童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娱乐的需要。在儿童生活中，媒介仿佛是他们的小伙伴，和他们一起游戏。儿童沉浸在媒介提供的艺术情境中，用他们的想象参加各种各样的“战争”，体会各种各样的情感。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娱乐活动是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的。

大众传播媒介为青少年更容易地获取信息、积累知识提供了方便，为他们增强认知、培养社会角色提供了新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替代了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媒介在提供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中的信息垃圾会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

从教育的观点看，媒介这位“灌输者”并非是可靠的“把关人”，在提供的信息中包括了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有时甚至和学校教育是相冲突的，比如，大众传播越来越趋向于贵族化路线，按年轻、富有观众的口味设计。这将引导幼年观众未来社会定位的偏差，误导儿童产生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观念。特别是网络，它既是信息的宝库，也是信息的垃圾场，学术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黄色、暴力信息混合在一起。据有关专家调查，因特网上非学术性信息中，47%与色情有关。在美国多数家庭连通的网络中有92万件带有不同程度色情的图片、文章和电影，BBS中储存的图像中有4／5有淫秽内容；因特网上约有50万个黄色网站。由于网络传播成本低，传播手段更为隐蔽并且快速，一些人出于不良的目的将信息垃圾发送到他人的信箱里。据不完全统计，60%的学生是无意中接触到网络黄色信息的，而接触过网络上黄色信息的学生90%以上有性犯罪行为或动机。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信息传播方式是单向的，受众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政府易于控制，以避免青少年与色情接触；而网络传播则是双向传播，受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可以主动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自制力较弱的青少年往往会出于好奇或冲动心理，刻意地去寻找一些色情、暴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会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甚至可能造成青少年犯罪增加。

第二，传播媒介的不良伴生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危害与威胁。

已有的研究表明，一些儿童有过利用媒介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经历。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如学习成绩不好、父母吵架、与小伙伴发生了矛盾等，他们开始使用媒介，沉浸在电视、录像带或电子游戏机的幻想世界里，暂时忘记了已有的烦恼。社会关系不好的儿童比社会关系好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种现象。诚然，适当的“逃避”可以放松儿童的情绪，有时甚至有可能从媒介内容中获得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力量。但“逃避”过度时，就容易形成“电视病”或“电子游戏瘾”等社会适应障碍，一些人思维符号化，现实的人际交往反而淡漠疏远，口头语言、情感表达出现障碍。特别是沉迷于网络空间的人，容易放任自己，不再关心现实世界，而回到现实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更危险的是，网络交流的随意性、隐匿性使学生成为被侵害对象。1997年11月，一个化名为“网络罗密欧”的男子因对未成年少女实施性侵害被判刑入狱。其犯罪方法十分简单，就是利用互联网络，选择少女网友引诱她们外出，从而实施性侵害。罪犯自己在法庭上说：“对没有成年人监护的学生来说，国际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第三，跨文化网络传播成为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冲突与失范的一个主要诱因。

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容易受到相异思想的冲击。计算机网络将全世界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不同的文化形态、思想观念在网络上或交融或冲突，使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成为可能。首先，当前互联网上流通的大部分信息为英语信息。据统计，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英语84%，德语4.5%，日语3.1%和法语1.8%^[12]。这种语言的渗透使许多青少年学英语的热情空前高涨，却忽视了对汉语言的学习。其次，网络上信息的自由已经超越了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地域、民俗等方面的绝大部分限制，形成信息传播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传播中，传播的信息服务于本国或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样必然形成以少数发达国家语言、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全球传播体系。青少年在网络接触到的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宣传论调、文化思想等，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外来资讯，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引导，青少年容易采取全盘接收的态度，并在思维、行为等方面深受其影响。

传播媒介对于青少年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提出了一个课题：在信息时代，如何完善家庭的教育功能。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

M.米德经过多年研究，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历史阶段；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的历史阶段；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历史阶段。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而言，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13]。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要求子女回到父母所熟悉的环境中，只能是父母尽量融入子女的生活，适应子女的成长，在这种基础上，家庭内部才能通过媒介传播达到有意义的相互交流，和孩子一起学习和成长，分享知识和信息，家庭才能拥有和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