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予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平等，并且由此引发一系列家庭问题。

首先，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可能催生贫困的代际继承。

经济上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人们在他们所获得的工作报酬上的不平等。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布劳和邓肯认为，个人教育水平受到来自父母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布迪厄的思想也进一步证实：家庭社会背景和文化资本的阶级差异影响着孩子在专业选择、学业成绩、升学机会、地位升迁上的区隔，从而在孩子中间再生产出一个相应的社会、文化的地位等级，而且，经济资本的继承能够更为牢固地确保这种社会再生产^[3]。Bianchi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期里，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技能较差的工人所从事的职业和他们的收入都在不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技能较好的工人在不断地增加，这种趋势导致了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工薪阶层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从而影响到其子女的发展。Watts认为，较低的家庭收入意味着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在市场上是一些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较少的人力资本，因而父代家庭之间所存在的经济不平等，有可能会复制产生子代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在中国，随着社会转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发展，城市人口收入的分化也日趋严重，收入分配逐渐趋于不平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3上升到1995年的0.445。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英国为0.37，印度为0.297，俄罗斯为0.48，丹麦为0.25，泰国为0.46^[4]。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户占到总收入的42.5%，20%的低收入户则仅占6.5%。

《人民日报》曾经报道，2002年，中国共有约4 000万名青少年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入学或难以为继，其中，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就有3 400万人。根据上海市教委2001年4月的统计，上海共有高中阶段学生50.3万人，其中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占到6%强；同期，在上海的46所高校中的22.48万名在校大学生中，家庭月收入在280元以下的学生有3.68万人，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6.39%^[5]。另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小学生每学期费用约为335—395元，初中生每学期费用为520—585元，高中生每学期费用为1 406—2 563元^[6]。过重的教育费负担令不少贫困家庭难以承受，以至于对其生活和精神上都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在上海市所做的一项关于“弱势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中，当被问及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父母的感觉时，19.4%的弱势青少年选择了“有点难过，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比例说明了弱势青少年的家庭自卑感的严重，他们中的不少人羞于向他人介绍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进一步分析表明，文化程度不同的弱势青少年对自己父母与家庭的认同感具有显著性差异（X2＝37.8，P＜0.001）（参见图7-1）。教育程度低的弱势青少年的家庭自卑感更严重、更普遍。例如，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父母时“有点难过，觉得不好意思”的比例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与大专及以上四类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中分别为40.4%、23.7%、14.8%和7.1%，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可见，部分弱势青少年对于自己的家庭并不认同，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背负着家庭贫困的沉重枷锁，而无法以健康的心态参与社会生活。这种家庭自卑心理会在他们幼嫩的心灵蒙上厚重的阴影，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图7-1　文化程度不同的人对自己父母的认同感　（单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导致了生活的贫困，而生活的贫困又使其无力更新自己的技能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同时，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也会受到影响，调查中，上海市在学的弱势青少年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学习者分别占21.4%和10.7%；而在普通中学和中专、技校或职校学习者则分别高达48.9%和19.0%。弱势青少年学生在普通中学学习的比例是在重点中学就学学生的两倍。这样又会反过来使他们的子女在市场上更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经不住竞争的冲击而陷入贫困境地，亦即贫困的再生，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压力会改变家庭关系。

一名匿名的美国观察者曾指出：“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不够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生活压力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社会变化越大，压力也就越大。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技术和物质至上主义的结合。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以及新产品的层出不穷，促使人们不停地去做更多的事，去拥有更多的物。根据美国家庭研究者的观点，许多美国家庭最难开发的品质就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能力。正如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1997）所观察的，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家庭与工作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工作变得更像家庭，而家庭变得更像工作。由于时间的束缚，工作的时间越长，人们在家庭中的压力就越大；在家庭中承受的压力越大，人们就越想逃回去工作。Hochschild认为，必须改变这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要少放些时间在工作上，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多投入些时间。

栏7-2　美国儿童保育中的争执

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那么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这是当今美国社会需要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1940年，只有10%的孩子的母亲是在职的，到1990年为止，近60%的美国儿童的母亲是在职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职母亲的数目增加了六倍（Hernandez，1997），这就促使家庭之外的儿童保育，甚至是婴儿保育，以及扩展家庭的稳步增长。在对儿童保育问题争执不休的情况下，父母应问自己几个非常私人的问题：

1.我真的需要离家工作吗？工作对家庭的安乐真的很重要吗？工作会对孩子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

2.当孩子离开我这么长时间的时候，我能和孩子处理好关系吗？

3.我在儿童保育、额外的衣服、午餐和交通方面的开销会比我在工作的时候开销大吗？

4.工作的压力对我个人有何影响？对家庭呢？这些是否能平衡好呢？(www.daowen.com)

5.我们的孩子能适应外人的照料吗？他能接受这样的照料吗？这种照料是否和我们给孩子的照料一样呢？

6.我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是否快乐？他是否靠这些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呢？这些问题对很多美国家长来说都很难回答。

再次，这种经济压力也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冲突。

1989年，康吉、格伦·爱尔德和他们的同事，在对爱荷华农业家庭所做的调查中发现，经济压力的指标，例如不能满足需要以及缺乏满足需要的能力是与消沉、敌对等情感相联系的。在已婚夫妇中，这种情绪通常是与婚姻的不幸感和不满足感相伴随的^[7]。上海市的“弱势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也显示，只有18.8%的弱势青少年家庭气氛“非常和睦”，家庭气氛“和睦”的也只占42.0%。而认为自家家庭氛围“一般”的却达32.8%，还有6.5%的弱势青少年坦陈自己家庭气氛“不和睦”或“非常不和睦”，或者，当物质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稀缺性资源时，贫困的影响实际上经常要通过影响家庭成员互动而影响其子女。

栏7-3　家庭与国家福利

在家庭生活的政治学中，有关家庭与福利国家的关系问题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问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产生影响的。二是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不同的家庭成员，如家庭中的儿童或成年人产生影响的。

福利国家这一术语是用来描述那种国家在满足各种需要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政府体制。政治家与政策制定者们都希望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政策能够解决大范围内的社会问题。然而究竟政策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依靠福利国家的特定形象，则要取决于特定国家中领导者的意见。福利国家的形象或者说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社会学关于家庭的公共政策环境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瑞典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对福利国家的分析的启发。他将20世纪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Esping-Andersen，1990，1992）。

（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在社会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小而次要的。政府并不以介入家庭问题为目标，除非家庭成员明显不能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能被家庭成员所解决的问题就被重新定义为社会问题。然而，即使这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是被广泛认可的，但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公共性解决需要高额税收的话，那么政府对此的介入很可能是有限的。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倾向于避免采取那种为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提供相同利益的全民性规划。相反，他们赞成采用那种只为最有需要的且数量有限的人提供帮助的目标性规划。人们为了从目标性规划中获得支持就必须向政府官员证明个人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那些贫困儿童家庭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援助的可能性更小，支持的平均数量也很小，而且，这种支持更有可能是来自那种手段——测试式的福利计划，而不是来源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计划（Hernandez，1995）。

（2）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如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社团主义福利国家是指在国家的领导下由一些自愿的组织——例如教会、非营利保障基金会或者雇主协会——来承担帮助他人发展家庭生活的主要角色。

在德国，对家庭的公共支持从传统上来讲，是由与职业相关的保险捐款来提供的。一种以保险为基础的体制假定，稳定的家庭收入是通过拥有全职工作的男性劳动者来获得的，他可以用此来支持没有工作、从事家务劳动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近年来随着德国女性就业的不断增多，这种体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德国已婚女性在她们有了孩子之后仍然会放弃从事全职工作，甚至完全退出工作领域，但德国的单身母亲则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她们无法依靠丈夫的收入。因此在德国单身母亲们得到人们的同情是因为她们贫穷而且过度地劳作（Klett-Davies，1997）。

（3）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主要存在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国家中，挪威和瑞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那里，国家是积极参与发展社会计划，其目的是为了减轻社会不平等与其他社会问题（Leira，1994）。

在瑞典，每人都被鼓励获得高水平的职业。因此公共政策的一般目标是为了均衡母亲们的就业，而不管其婚姻状况如何。举例来说，单身母亲的孩子们在获得公共的儿童照顾上享有优先权，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让这些单身母亲有机会通过全职工作来支持其家庭。在瑞典，单身母亲被视为在当前社会变迁和个性化环境下，某些女性对自身所希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Bjönberg，1997）。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对她们进行公共支持是值得的。然而即便如此，在瑞典单身母亲对她们自身独立收入的依靠或者是对国家福利的依赖，仍然会让她们在市场变迁和政府削减公共基金时变得十分脆弱。20世纪90年代，瑞典的经济困难与瑞典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相结合，给某些单身母亲带来了财政上的限制。

内容来源：大卫·切尔：《家庭生活中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78—181页。

最后，市场经济的转型可能引发家庭的失范。

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改变了人们对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思考。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家庭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更多地追求夫妻感情的融洽和精神的和谐，而伴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提高，夫妻间整合的难度增大，因而在婚姻外寻找慰藉的可能性也增大了。赵魏杰认为，相对于许多边远农村地区而言，中国城市具有明显的财富优势，这就对许多年轻女性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易的意识助长了这种态度。用年轻和美貌换取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被一些年轻女性移民和中年男性视为一种公平的交易。这些第三者给许多中年女性带来了家庭危机。于是，一向少人问津的“亲子鉴定”也已为不少人所接受，因婚外生子引起的移民及财产继承问题而做亲子鉴定在城市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婚姻生活中的信任危机在加剧。此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和蔓延造成以利结合的婚姻增多，婚姻从权衡利害出发，金钱成为男女结合的纽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年轻女郎嫁给比她大三四十岁的“大款”，或年轻小伙娶“半老徐娘”为妻。而一旦婚后利害关系发生变化，如“大款”公司破产、老妻金钱殚竭，或出现其他情况等，婚姻解体的可能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