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私有制社会。它以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为特征，把社会生产从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削弱了家庭的生产职能，摧毁了封建家长制的基础，动摇了家长的权威，促使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庭以及居住的地位来寻找谋生的机会。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取代了传统的扩大家庭，出现了最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夫妇式家庭。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商品的等价交换和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着人们民主平等、锐意进取的精神，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激励着人们独立的意识和主体精神，这些社会条件为婚姻关系摆脱等级制向自由婚制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妇女也参与社会劳动，独立的经济收入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也促使父权制家庭向着两性平等的家庭发展。

栏7-1　家庭生活与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对于家庭生活的研究所强调的是维持生存的生产性劳动的重要性，换言之，就是工作的重要性（Seccombe，1974）。因此，他们考察的是家庭成员所从事的不同类型的工作，不管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也不管他们的收入有多少。这其中包括了理解劳动力市场是如何进行运作的，以及与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运作方式（Morris，1995；Luxton，1998）。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市场经济中的有偿劳动与家庭生活中的无偿劳动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于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不平等的意义。对此，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1990）做出了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假定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当他们在寻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时的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经济学家G.贝克尔（Gary Becker，1985；1991［1981］）将这条路径延伸到了家庭生活中对劳动的性别分工之上。贝克尔认为，对劳动的分工通常是作为家庭成员理性决策的结果而出现的，无论何时家庭成员在市场工作与家庭工作的技能上都是存在差异的。一个在市场工作上拥有较好技能的个体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市场工作上，这对其而言是合乎理性的，因为这样个人的工资水准将会更高，因此给家庭所带来的收入也会更多。那些仅仅只对孩子们承担有限责任的丈夫们，可以将他们的时间投资到学习市场技能上。然而，根据贝克尔的观察，妻子们通常在儿童照顾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她们可以用来发展市场技能的时间就更少。由此，男性将在市场工作上更加专业化，而女性则通常会在家庭工作上更加专业化。

贝克尔在研究家庭决策时所采用的方法被广泛地仿效，与此同时这种方法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Owen，1987；Menaghan and Parcel，1990；Cheal，1991）。一些人对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理性化概念提出了疑问，而另一些人则对男性和女性（尤其是女性）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提出了质疑。对于前一种批评，一个可以说明的例子就是离婚会对许多妻子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婚姻会结束并且它使得女性无法依赖自己的能力挣取较高收入的话，那么女性在婚姻内部的家庭工作上的专业化还是理想的吗？后一种批评意见指出，许多家庭采用这种方式为它们的成员创造了性别化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塑造了男性和女性在从事不同活动上的“偏好”。合理性的经济学概念假定，生活的根本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和努力来获得货物和服务数量的最大化。但是正如凯利·沃尼斯（Kari Waerness，1984）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种“人道的合理性”呢？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考察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于正处于变迁过程中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例如，在后工业社会中，服务部门的劳动力需要不断地增长，这产生了一种不断增加的对女性员工的需求，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和母亲必须在对家庭的责任与对老板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为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职业女性经济独立性的不断增长是促使离婚率提高的因素之一。(www.daowen.com)

内容来源：大卫·切尔：《家庭生活中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48、168页。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促使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农村也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实行了集体所有。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工业化和妇女的广泛就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传统面貌，封建的家庭私有观念受到进一步冲刷，家庭内的极端不平等形式被削弱，青年和妇女的地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段时期内，人们一度可以为了建设事业而牺牲家庭的许多事务，甚至以人民公社来部分地取代家庭原有的生活和消费功能。

尽管如此，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非是齐头并进。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支配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社会变迁程度相对平和，家庭的变革也趋于平缓，特别是农村，传统的家庭形态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于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以血缘和姻亲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家庭观念仍十分严重，如在用人上的查三代、政治运动中的株连、就业上的顶替制、用人上的“裙带风”等，无不说明所有制结构的不完善阻碍了家庭变革的步伐。1978年以后，改革的进程由农村包围城市，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后，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变迁的日新月异，扩展了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加快了家庭变迁的步伐。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日益明朗化、动态化带来了个人收入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家庭成员间在资源占有上的格局，进而带动家庭成员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动。在代际关系层面，两代人的工资收入已相差无几，甚至是后来者居上，青年人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长者权力下移，亲子间趋于平等。在性别层面上，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20%，提高到21世纪初叶的40%，甚至有的农村专业户占到60%左右，妻子的经济独立性增强，丈夫权力削弱，夫妻间日益平权。另一方面也促使消费功能的增强。这既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也表现在消费趋势上由平均向不平均发展，由单一向多层次、多样化转移。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婚姻自主、平等意识和风险意识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功利主义的文化及评价机制被引入家庭，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开始更多地向个人倾斜，家庭观念从“家本位”向“人本位”转移，由“家庭至上”逐步向“社会至上”过渡。人们越来越依靠社会取得资源，家庭的功能出现了浓淡变化。比如生产功能的淡出，即使是家庭生产，也离不开社会的协调；又如生育功能的分化。竞争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促使生育功能有了新的含义，即“生”的功能退化，而育的功能增强，从胎教开始，家庭辅助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补充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再如情感功能的提升。市场经济发展加大的竞争力度和生活节奏，为家庭从“生育合作社”向“情感联合体”转变提供了心理基础，家庭逐步朝着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的方向发展。在农村，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促使农村社会分化和变迁，传统的血缘关系已不能满足需要，血缘关系之外的业缘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虽然这种业缘关系往往是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唯父是从”的观念逐步转变为追求个人的发展；绝对服从开始向平等对话转变，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变革也因此具有现代化的意义，民主、平等逐步渗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1]。

显然，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挑战传统家庭观念的机会，一种自由选择家庭形式的机会。目前，这种选择更是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比如跨国的儿童收养、“邮购新娘”等。当然在注重功利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联系是人们之间最基本、最普遍、最有效的联系，家庭生活也免不了为经济计算所影响，如商业性代孕的出现，即花费大量的资金雇佣一个代孕妈妈来为不能生育的夫妻服务，这是一方用金钱来获得孩子，而另一方将孩子作为商品来获取金钱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拒绝这种做法，因此，代孕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在美国，个人在如何处理代孕，包括如何为代孕妈妈提供报酬的合同陈述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加拿大等另一些国家，由于法律的屏障和政治的拖延，新的生育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