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节制生育的思想，始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产业革命所引起的工业失业和贫困现象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人口却迅速增长。在1803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马尔萨斯提出食物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所以赶不上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需要的观点，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他指出，要通过道德抑制即通过降低出生率来抑制人口增长，但是，马尔萨斯主要是主张穷人要节欲、不结婚、少生和不生孩子，而对富人来说则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欧洲各国的民间节育，首先在英国、法国等国家实行。19世纪初，英国民间开始使用化学方法和机械方法来避孕。法国在1842年后，开始转变过去把节育当作罪恶的宗教观念。即便如此，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避孕节育的思想仍然受到宗教和医学界的非难。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开始广泛推行避孕、节育的方法和技术，并建立了指导避孕的机构，在节育技术上给予人们实际的指导和帮助。世界上宣传节育的第一个民间团体是“新马尔萨斯同盟”，于1877年在英国成立。此后，荷兰于1883年，法国于1889年，玻利维亚于1901年，西班牙于1904年，秘鲁于1925年，比利时于1906年，古巴于1907年，瑞士于1908年，瑞典于1911年，意大利于1913年，墨西哥于1918年，先后成立了有关团体或机构。随着节育宣传的开展，节育方法和药具也开始研制和使用。首先，从1823年开始介绍和推广海绵堵塞法和阴道冲洗法。1831年开始推广阴道灌洗器。1838年，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道夫·威尔德发明了子宫帽。1844年制造了橡皮避孕套。19世纪门幸加博士发明了阴道隔膜。其后，随着各种节育技术的采用，技术指导与技术服务也就十分必要了。1878年，荷兰女医师捷克卜斯创立了第一个节育指导所。1918年，英国成立了“母亲指导所”。1915年，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美国人口协会”，同时又组织“美国节育协会”，出版了《节育评论》。随后，她到日本、印度、中国等各地进行宣传，影响较大。1922年8月，桑格夫人倡导召开了世界节育会议，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的节育思想与技术交流的先例。她从关心妇女儿童健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把节育作为“妇女解放”的手段的新观点，影响深远。1923年，她在纽约成立了第一个规模巨大的节育指导所。1931年，美国妇女协会曾授予她奖章，表彰她的“杰出贡献和远见、正直、果断的品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民间推行生育计划。二战后，家庭计划的出现，是世界节育运动的新发展。到1951年，世界上只有印度一个国家公开推行家庭生育计划。桑格夫人在晚年与印度的L.劳尔和日本的加藤静江女士提倡而产生的“国际家庭计划联盟”（IPPE）于1952年成立，当时有8个国家参加，1953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1954年增加到84个国家；1983年11月在内罗比召开代表大会，已有118个国家和地区为该组织的成员。1990年达132个，是仅次于国际红十字会的最大的民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的宗旨是：“为了人类的家庭幸福、社会福利和世界友好，就要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来促进人类普遍接受家庭计划。”目前，许多国家都设有由民间组织的家庭计划协会，各国政府也给予协会各方面的支持。协会工作旨在帮助夫妇安排、调整生育计划，保护妇幼健康，进行人口教育、促进对人类生育和生育调节的研究，并协助国家人口政策的推行。

节育与家庭计划活动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复生，60年代的高涨，已达到70年代以后的普及和巩固阶段。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不同，节育运动在各个国家各有特点。例如，有一些国家如日本、墨西哥等，私人家庭都积极倾向于实行家庭计划。也有一些国家，如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积极推行家庭计划，但私人家庭由于各种因素影响，阻力重重。除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些国家，政府提倡和鼓励人口增长，但广大私人家庭却积极避孕，实行家庭计划，如法国、苏联及东欧等一些国家。也有一些国家实际上早已“人满为患”，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仍在执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直到有关国际组织提出忠告和建议后才开始转变政策，如泰国。(www.daowen.com)

二战后广泛开展的家庭计划活动，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外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已安稳地度过了人类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顶峰的阶段。世界年均人口增长率已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9%降为18%，并在继续下降。据估计，从1960年到1977年，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中，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如收入、教育等）占60%，而家庭生育计划占15%。20世纪80年代，家庭生育计划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家庭生育计划还可以节省大量社会资金。家庭生育计划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成本效果至少为对农村妇女的营养规划或教育计划的7倍。在孟加拉国、韩国和菲律宾，家庭生育计划服务规划的成本效果估计为通过降低死亡率从而降低生育率的保健规划费用的5倍。

当然，也应看到，家庭生育计划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都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人口再生产的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1）相差很远。在非洲，人口控制方面还没有新的转机，长期挣扎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另外，在国际援助方面也面临着困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刺激家庭多生几个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不育文化开始在欧美等地流行。以美国为例，1967年，美国18岁至44岁的妇女中有3%的人自愿不育，1980年，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中自愿不育者占6%，占全部女性的11%，1987年，美国每5名不足44岁的已婚女性中，就有一个不打算生育，而3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有40%以上没有生育过孩子^[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管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一是政策措施的调整。首先是强化经济、福利方面的措施，如韩国。二是经费开支的调整，即由过去过多地依赖外援转向充分发掘和合理使用国内资源财力，逐步增加国内财力的投入，如菲律宾。三是家庭生育计划的总体政策的调整。由过去只重视生育控制问题而转向既重视生育问题，也重视养老问题、妇幼保健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