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是家庭成员用于家庭内部事务的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的劳动消耗。它是家庭存在和维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动，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从社会产品的出现到被人们消费的过程来说，人们从事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产品的生成劳动，而家务劳动则是社会产品的应用劳动。这两种劳动过程的相互联结，表现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全过程^[3]。

家务劳动是个历史范畴。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很难从生产劳动中把家务劳动区分开来，因为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和外部都是存在的（栏4-3）。

栏4-3　家务劳动的历史

家务劳动以今天众所周知的形式成为“家庭中进行的无偿劳动”的历史并不久远。历史上最早的家务服务据说是在市场上出售已经烹饪好的食品。早期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有洗衣女、看小孩的人、经营面包店的人。据说在18世纪的巴黎，20%的小孩都是被送出去寄养的。对自身就是很重要的劳动力的面包店老板娘来说，育儿是优先权很低的、可以委托给别人的劳动，而且因为家务的一大半都只不过是很单纯的工作，家里需要专门的家务从业者的必要性很少。

贵族和富裕阶层中的家庭内，有专门从事家务的佣人。在近代化初期，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这些家务佣工的数量膨胀起来。招收的途径因为依靠口头互传、同乡关系和血缘关系等，很难形成劳动市场，也难以像工厂劳动者那样出现在统计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在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中，这些家务佣工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主妇一词，在英语和日语都意味着家庭的女主人。成为一个主妇的资格，首先她必须是家长的妻子，同时她手下跟着一批在她下面干活的女仆和亲戚家的妇女们，另外她还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家政指挥监督权。

但是随着城市化和家庭核心化的发展，发生了主妇大众化的现象，核心家庭中的主妇，不仅失去了女佣，也失去了扩大家庭中其他的成年女性成员。现在主妇成了家庭中唯一的成年女性，所有的家务劳动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就这样，家庭内部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员——主妇就诞生了。用安·欧克雷学派的话来说，所谓的主妇就是失去了家务帮佣的家长之妻（Oakley，1974）。换言之，和城市主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是主妇所从事的劳动范围被命名为“家务”了。

内容来源：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6—158页。

由于家务劳动具有在家庭内进行的特点，所以家务劳动这种劳动的性质不容易被社会承认。对家务劳动的数量也不容易进行统计。不同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生活和服务设施配置，以及不同的性别观念，会形成不同时间量的家务劳动投入。

栏4-4　家庭分工的性别差异

关于家庭内部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讨论，导致了如下的问题：谁是最深刻体验到时间压力的人。导致时间压力的原因有很多，并且不同的人对此的回应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些工作地点离住处很远、每天要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的人们，也许会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陪伴他们的爱人。相反的是，那些成天被别人的要求（也包括家庭成员对他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也许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独处。加拿大的统计学家们所做的研究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让他单独自处（Frederick，1993）。男性和女性在担心没有时间与朋友和家人相处的可能性上是相等的，然而，女性（26%）比男性（19%）更有可能希望花更多的时间独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社会里人们所享受的休闲时间总量比以前有所增加，这可以归因为立法的改革、工会的协定以及男性更早地从有偿工作中退休这三者的共同作用。生育率的下降也意味着今天的女性平均所需要照顾的孩子数量更少。尽管如此，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中，时间压力仍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工作压力在人口中的分布不均等，也是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在那些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中的多重责任上勉强地维持平衡。

在加拿大，导致时间压力的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对孩子的责任。大部分父母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孩子了，这成为影响时间压力在年龄分布上的主要因素。时间压力发生率最高的是在25岁至44岁之间，人们生育和抚养孩子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内。55岁以后时间压力的发生率是最低的，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们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已经完成了，并且他们也开始从工作领域中退出。在有孩子的家庭中，孩子的年龄和主要照料者的性别对于时间压力的社会性分布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那些要抚养婴儿的母亲们报告说，当她们试图去解决新生儿所带来的那些持续不断的要求时，她们会异常地感受到时间所产生的压力。

不同类型的家庭之间在时间压力上也会产生重要的差别。在加拿大，那些双方都是全职工作者的夫妇（有时也被称为双职工夫妇）是时间压力最大的社会成员。很明显，在这些家庭中，成年人都承受着很重的工作量，但是在这些家庭内部的工作量上也存在着不平等。澳大利亚在1974年到1992年所进行的关于时间运用的调查表明，那种向对称家庭发展的趋势是缓慢的且不确定的，并且在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停止了（Bittman and Pixley，1997）。和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澳大利亚的女性对家庭之外的就业不断增加所作出的回应就是，减少她们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尤其是花费在做饭上的时间。然而，澳大利亚的男性在家庭职责上的变迁却很小，虽然与以前相比，他们现在花费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在加拿大，正如扬和威尔默特所预测的那样：当妻子们在卷入劳动市场的程度上不断增加时，她们对家务劳动所承担的责任在程度上是不断下降的，并且丈夫对家务劳动的责任是不断增加的。然而，平均来讲丈夫对家务劳动的贡献的增加程度是很小的，因此他们的妻子并没有获得足够多的平等（Marshall，1993）。当妻子从事的是全职工作时，其丈夫就将更多地参与到做饭和准备食物这样的事情中来，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的婚姻中做饭和准备食物的大部分责任仍然是由妻子承担的。加拿大1990年的社会普查结果表明，在丈夫是全职工作者的家庭中，有89%的非劳动力妻子她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做饭和准备食物，有86%的妻子是兼职工作者，并且有72%的妻子自身是全职工作者。研究发现，在双职工夫妇中仅仅只有12%的夫妇在做饭和准备食物上的责任是平等的（Marshall，1993）。于是，在加拿大的双职工家庭中有超过28%的妻子被发现具有严重的时间压力，而与之相比较的是只有不到16%的丈夫被发现具有这种情况（Frederick，1993）。双职工夫妻在时间压力上的性别差异主要应该归因于在照顾孩子上的责任不平等，当然，这仅仅只发生在年轻的夫妻中。在这样的家庭中，母亲很明显地承担了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也就是她们要在照顾孩子上付出额外的家务劳动，与此同时，她们还要努力地去满足全职工作对她们的要求。

对丈夫和妻子的家庭角色的期望严重地影响了夫妻对家务责任的分配（Vannoy-Hiller and Philliber，1989；Shelton and John，1996）。在当代家庭中文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亚文化——对于劳动分工的影响的重要性是通过家务分配上确实造成差异的特定社会因素来确定的。加拿大那些在家务分配上最具灵活性的双职工夫妻是受非传统影响最深的夫妻，也就是那些偏爱采取非传统生活方式的夫妻。这其中包括了那些用同居来代替结婚的人，也就是受过更高等教育并且是年轻一代的加拿大人（Marshall，1993）。同居似乎并不是与在性别上平等分配家务劳动的总时间量相联系的，它是与角色分离相联系。1990年在加拿大有40.1%的已婚女性是单独承担做饭和准备食品的全部责任的，但是在所有的同居夫妻中，却只有28.9%的妻子是承担做饭和准备食品的全部责任（Wu，2000）。在那些已婚的年龄较大的加拿大人中，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中，由妻子单独来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责任是较为普遍的。

文化和环境因素都会对家务的分配产生影响，然而，对家务分配最大的影响还是生活在有孩子的家庭中所感受到的性别化体验（Horrell，1994；Cheal，1999）。英国社会态度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同居夫妻中关于家庭角色的自由主义态度只会在他们没有孩子的时候影响他们的行为（Kiernan and Estaugh，1993）。没有孩子的同居夫妻要比已婚夫妻更可能平均地分担家务责任。然而，在那些有孩子的同居夫妻中，根据婚姻状况来分担家务责任在比例上的差异就很小。无论婚姻状况如何，大部分女性仍然在孩子的照顾上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家庭内部的活动对许多女性来说仍然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内容来源：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28—130页。

在美国，男性被设想为养家糊口的人，而女性则被看作是家务劳动者，这种性别角色观念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着很深的影响。美国的男孩和女孩在14—15岁的时候，都在学习家务上花费相同的时间，在14—18岁之间，男孩和女孩在家务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有所下降。而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在家务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的下降幅度要大于该年龄段的女孩。到了17—18岁，男孩在家务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大约只有女孩的60%。男孩比女孩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户外作业，包括冬天铲雪。女孩则每周相应地比男孩多花时间去从事清洁、做饭、洗碗以及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整个高中阶段，女孩要多花时间去照顾她们的家庭成员。在16—18岁之间，女孩在照顾年幼的弟妹上所花的时间是男孩的两倍^[4]。

这种家务劳动上的性别差异，随着社会化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以致在成年之后，男女双方各自在工作组织和家庭生活中不断复制这种差异。当男女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时，这种家务劳动上的性别差异就会表现出来。在美国，母亲在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约为80%，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孩子的监护性照顾，如洗澡、喂食等，而丈夫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大多是在互动游戏上，如和孩子玩耍、辅导孩子作业等。当然，现在的美国男性与以前相比，正在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动上（栏4-5）。

栏4-5　美国男性的家庭参与

凯思林·戈森在研究中表明，当代社会中，男性对于家庭与工作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松散了，实际上美国男性在平衡他们对家庭和工作的参与上已经发展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作为养家糊口者。这些男性倾向于与那些重视孩子并希望在孩子身上花费大量时间的女性结婚。不管他们结婚时是否打算这么做，但是许多夫妻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就倾向于一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家庭。

第二种模式，作为独立自主者。这些男性将自己与养家糊口的角色相分离，为了个人的独立与经济独立，他们也许宁愿选择单身或者少要孩子或不要孩子。如果，他们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那么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在家庭收入上是一个平等的联合供给者，但他们却不大可能会在家庭任务上分担责任，其结果是他们的伴侣承担了双重负担。(www.daowen.com)

第三种模式，作为内卷性父亲。介于家庭供养者和从家庭中寻找自主的男性之间，这些男性认为自己应该分担家庭所有的责任。至于在工作和家务之间如何平衡则依赖于与伴侣之间的协商。在这种家庭中，对于劳动分工的协商所考虑的是个人的偏好，同时也考虑经济机会或者说是机会的缺失。

内容来源：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49—151页。

在传统中国，父子关系是轴心，夫妻关系是辅从。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决定了女性必须安于持家育儿的本分，“主内”既是家庭主妇的专利，也是她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稳固是靠陈旧的性别观念来维持，并以女性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里，随着女性的广泛就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产品结构日益专业化，女性被贬低和受歧视的思维定式被打破，加大了女性在职业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直接扩大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到家庭地位上。

传统的家庭主妇形象在当代青年男女中逐渐淡化，在调查中，上海男性对女性的描述中，主要肯定的是其自我修养的一面，而对她们的家庭意识和责任感很少提及；在女性的自我评价中，也关注于“善于打扮、富有修养、注重品位”等方面，家庭主妇的角色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然妻子和丈夫一样承担社会角色，若还要承担所有家务，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能力上都有很大的压力，这就使接受平等思想的丈夫们也参与到家务劳动中，传统的家务劳动完全由女性操持的局面已有改变，“甩手丈夫”逐步减少。

S和她的丈夫都在公司上班。家务有习惯性的分工，由于她的烧菜手艺不错，烧煮基本上由她完成，丈夫则负责洗刷之类的，平均每人每天3小时左右。

J是研究员，妻子在企业上班。平时和妻子家务有分工，他做较花力气的活，如扫地、擦窗、修车，以前还要换煤气，妻子则偏重轻的活，如洗碗、洗菜等，做饭菜是一起干的，每天在家务上花2—3小时。

家务劳动的管理原则应是家庭成员各尽所能，扬长避短。夫妻之间逐步趋向合理化的家务分工，突破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隔离，也增强了夫妻间的亲密感。“围裙丈夫”在许多上海青年心目中已经不是一种对男性贬损的用语，而是被看作男女平等和丈夫对家庭顾恋及对妻子爱护的一种优良表现。如果家务劳动分配不合理，会产生内部人际矛盾和摩擦，影响家庭职能的充分发挥，影响家庭气氛和家庭成员的个性发展。

当然，也应该看到，传统的性别模式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从中国城市家庭调查的统计资料看，中国城市家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还是妻子（见表4-1）。从七城市的总体情况看，丈夫承担家务劳动多的家庭占8.16%，夫妻承担家务劳动量差不多的家庭占23.60%，妻子承担家务劳动多的家庭占68.24%。

表4-1　中国城市家庭家务劳动分担情况

资料来源：沈崇麟、杨善华主编：《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古德在《家庭》一书中尖锐指出：技术体系虽然为妇女提供了许多更廉价的物品，但却未能解除她们的家庭负担。节省体力的技术手段提高了家庭的卫生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却并没有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5]。可以说，21世纪更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是不争的事实，21世纪女性还是家务劳动的主角也是不可避免的。

家务劳动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家务劳动效率，减轻劳动负担，节省劳动时间，使个人和家庭有更多的学习、工作、娱乐和休息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当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家务劳动机械化、电气化、电子化、社会化的要求（栏4-6）。

栏4-6　技术革新与家务劳动

产业革命之后，家务劳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都停留在炉子用薪炭来生火的古代式的水准上。家务劳动发生大变革是以以下的变化为前提的。第一是自来水管的普及；第二是因引进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而导致的厨房能源革命；第三，由于技术革命从生产资料波及消费资料，像家用电器这样的耐用消费品能够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供应给人们。这些变化改变了家庭住房的结构，甚至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地位、角色关系。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家庭的电气化。根据斯特拉萨的题为《没有尽头的工作》的美国家务劳动史，1935年克利夫兰地区95%的家庭在使用煤气灶或电子炉灶（Strasser，1982，第264页）。日本早在大正时期（1911—1926年），有人就已经提议在新的城市住宅里建造一个组合煤气灶和洗涤台的铺地板的壁龛式厨房，但是这种厨房的普及很受限制。大多数的城市住宅都是游廊式的土地房间里新装上一个煤气灶来替换原来的炉灶。占国民大半的农家，依然使用着薪炭。

1934年，1 250户日本城市工人家庭的主妇，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到12—14小时。1935年，同一阶层的家里实现了电气化的主妇，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约为每星期49小时，每天缩短至约7小时。到1948年，76户工人家庭的主妇劳动时间还是每天12小时，但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为9.3小时，空余的时间用在家务劳动以外的劳动上。

厨房的能源革命普及到全民规模，这是战后经济复兴后的20世纪50年代。从薪炭这类很危险不好处理而且产生黑烟的能源到煤气和电这类容易处理的清洁能源的转换，不仅使厨房从土地面迈上地板成为可能，而且也使房屋集中起来建造公寓成为可能。

相同的变化也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最初普及的家电产品是电饭煲。这在60年代“三种神器”（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普及之前，已经在50年代达到了市场饱和。在同一时期的农村地区，从战败的经验出发，作为提高身高——改善营养运动的一环，人们被建议摄取脂肪，“每天要吃一次用平底锅烧的菜”，而且含油的东西也进入了菜单，做菜的技能知识和技术的变化加快了婆媳之间地位的更替。

20世纪70年代以后，家务劳动的技术革新从电气化向电子化方向发展。其中，微波炉作为新型加热器的利用，把熟练化的家务劳动变成非熟练化，因此为个别化做出了贡献。冰箱、微波炉、电水壶的出现，使掌握家庭成员所有饮食和食物分配权的主妇失去了其权利和义务，使家务成为男人和孩子也能够做的事情，家庭的“各吃各”由于装置系统的变化而成为可能。

内容来源：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8—172页。

在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家务劳动仍然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占用了大部分的家庭闲暇时间。为适应现代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业开始起步，许多城市成立了各类家庭服务公司，所开设的服务项目包括帮助搬家、清扫卫生、室内装饰、修理器具、陪护购物、照看孩子、用餐服务等，可以替代大部分家务劳动，减少人们在家务劳动上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增加闲暇，进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近年来，中国城市家庭服务业迅速发展，并采取灵活、方便、高效的服务方式，解决了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难。据统计，仅北京在1992年就成立了30多家家庭服务公司、40多家搬家公司^[6]。通过集约化的社会服务来替代一部分家务劳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家庭生活形式。随着家庭生活需要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也将逐渐发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