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扮演不同角色的个体所组成的，然而，不同的家庭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间分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常男性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多于女性，而女性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无偿的工作，如照顾孩子、生活照料、家务劳动等。Robinson and Godbey的调查表明，美国女性在照顾孩子等活动上相当于她们工作时间的一半，而男性则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房屋维修、家庭活动的安排以及为家庭获得服务等家庭工作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杨就曾设想，未来的家庭中不存在角色分离，婚姻伴侣不仅仅只是在家务劳动和孩子的照顾上彼此花费相同的时间，而且他们也能够根据彼此工作的需要来进行调整^[2]。尽管这种设想已逐渐成为现实，但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同一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栏4-2）。

栏4-2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问题上倾向于设计出一种为一个家庭成员或者多个家庭成员所采用的策略。在此有六种主要的策略可以供那些有孩子的父母们选择：

第一，在家工作。在家工作意味着工作与家庭生活可以通过其他可能的方式被整合到一起（Beach，1989）。然而，实际上作为平衡家庭责任与获得收入的一种方法，家庭副业并不十分普遍。在欧洲和美国这样的早期工业化社会中，工业化所采取的是在大规模的工厂中实行传统的集中生产模式。有时工业化是建立在那些小规模的家庭所有制的工厂和车间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工厂中，家庭成员是主要的劳动者。台湾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结果是，大量的台湾女性都被雇佣到这种起居室即是工厂的行业中（Hsiung，1996）。今天，在西欧和北美这样一些后工业社会中，对于家庭副业的兴趣也在不断地增加。不断改进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更多的人在家工作提供了可能。人们可以在家从事例如电话销售、电话维护服务和数据录入等工作。尽管如此，大部分从事家庭副业的人从事的仍然是那些传统的低技术（以及低工资）职业，例如修整和包装、机器编织以及在家中从事日托照顾。

第二，不规范的工作时间。按照这种方式对他们的工作时间进行交替，这样就意味着当夫妻中的一方离开家庭去工作时，另一方则返回家中，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家中有成年人陪伴孩子。在加拿大，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职业父母都在轮流从事非正规工作，许多这种非正规的工作都是非自愿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老板的需要。然而，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非正规的轮流性工作有时是作为家庭策略的一部分而被刻意选择的。某些女性因为被传统的家庭理念所吸引而愿意在核心家庭中做一个住家妈妈，但是她们却又因为经济原因而不得不在外工作，所以她们也许会采取这种工作策略作为一种使她们白天能够待在家中的方法（Carey，1995）。这种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在家的永久有效性，对于那些由两个成年人所组成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苛刻的要求。当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父母中的一方从事时间不规范的工作时，那么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人们将在家庭生活的某些其他领域承受压力。

第三，改变工作惯例。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中，西方社会中那些父母双方都是全职工作者的双亲家庭数量增长十分迅速。正如现实中所存在的那样，这些家庭所遭遇到的难题导致了职员们要求改变他们工作惯例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那些为人父、为人母的员工们来说，他们长期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当孩子生病时他们怎么办，以及孩子从学校回到家之后怎么办；当他们有一个紧急任务而必须加班时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还有，当学校放假时，尤其是当那些临时照顾者或者是日托所的工作人员休假时，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Vanden Fleuvel，1993）。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父母和社会政策制定者都会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选择家庭友好政策（Raabe，1996）。这些政策包括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那些长期离职的孕妇或者是长期离职的父母保证他们能够被重新聘用，还有就是员工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病假日”的使用等。然而，这种政策却只能帮助父母们解决家庭责任和工作中的那些短期问题。(www.daowen.com)

第四，削减工作。这就意味着至少让一个家庭成员放弃其工作或者对其工作进行削减。无论选择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家庭任务都必须重新安排，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作一方的时间压力，而采用这样一种特定的路线，将要依靠其他事务中的性别角色分工的程度。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为了满足家庭和工作的需要，他们所进行的主要调整仍然是建立在角色的性别分工基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已婚女性就业的减少。当日本女性有了孩子之后，人们就会希望她们放弃自己的工作，而且实际上很多女性一旦结了婚，她们就会放弃全职工作（Jolivet，1997）。雇主们将繁重的要求都施加到了男性员工身上，这是与那种强大的、对于性别差异的文化重视相联系的，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境，即在日本，妻子们主要承担家庭内部的责任。然而，在年轻一代中，这种态度正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个让人十分入迷的社会学问题就是，日本家庭能够继续将这种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脱离的传统路径坚持多长时间？在西方社会，职业削减的策略已经不太可能让已婚女性完全放弃她们的工作了。相反，母亲们在工作上所采取的主要模式是兼职工作的模式。

第五，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在家庭内部重新对家务劳动进行安排，是一种确保那些有职业的母亲们不会被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负担所压倒的方法。在核心家庭中，这种对家务劳动重新安排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那些职业导向的妻子们必须号召她们的丈夫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并且平等地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许多丈夫对于妻子这种要求的回应是很缓慢的，在美国，典型的结果就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达成一种拼凑式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却很少能使每个人都满意（Stacey，1990）。与美国或欧洲相比，在另外一些社会中扩大家庭更为普遍，在这些社会中这种对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的选择相对来讲就更多了。例如，在印度的城市中，联合家庭的形式仍然继续被大量的中产阶级所采用，一个有工作的母亲不仅可以和她的丈夫重新协商劳动分工，而且也可以和她的婆婆重新协商家务的分工（Sekalan，1992）。新加坡也是这样，大部分有工作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她们的亲属那里获得支持（Yuen and Lim，1992）。在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中，家庭所面临的难题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领域，那些能够有时间参与承担他人家庭责任的无工作的女性亲属越来越少了。

第六，雇佣儿童照顾服务者。那些不能从亲属那里获得帮助的家庭，也许不得不转而向那些商业化的儿童服务提供机构寻求帮助。在新加坡，这包括了儿童照顾中心和家庭日常照顾提供者。除此之外，一些新加坡家庭还使用那些家庭之外的养父母，在周末以外的其他时间内，他们提供全天候的照顾，或者他们可能雇佣家庭佣人来为孩子提供照顾，并且提供家庭内部的其他服务。尽管如此，新加坡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仍然导致了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的养父母传统的下降。新加坡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数量在不断增加，她们受到了国内以及国外关于强化性育儿理念的影响，这包括在儿童的教育上强调家庭准备与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在那些有能力消费这种服务的人群当中，家庭服务仍然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女性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多，以及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正在不断对那些寻找替代解决方法的家庭施加压力。类似的压力也存在于印度城市中。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所组成的国家中，公开组织的日托照顾是集中提供的，它由政府提供经济支持并由政府机构来管理，这种日托照顾的出现是为那些有职业的父母们提供实际支持的首选方法。例如，在瑞典这种儿童照顾的集体化趋势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是建立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新家庭范例”的一个部分。根据这种范例，挣取收入被视为是母亲身份中所包含的正常的并且也是被人期待的一部分，正如父亲身份一样。

内容来源：大卫·切尔：《家庭生活中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53—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