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中国自古就看重人类间生命、情感的代偿机制，这种报血亲养育之恩的观念成了“孝”的内核。

一是事亲之孝。传统社会中，“孝”既包括晚辈对长辈有赡养的义务，还包括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新中国成立后，“愚孝”受到了批判，但家庭养老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只是“文革”期间，这种孝顺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家庭成分出发，为了保持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性，必须与成分不好的人划清界限，以致孝顺老人的习俗大打折扣。

办寿筵是子女表示孝心的机会。据风俗志记载，在江浙地区，父母虚龄满60岁时，子女要为父母庆寿，庆寿一般不在生日，而在春节举行，以后每10年一次大寿，有钱的摆筵席、唱堂会。六七十岁以后，可以年年做寿，死了的还做冥寿，大发帖子，大收礼金，此之谓“打秋风”。寿礼一般不送银钱，而是送寿幛、寿联或寿酒、糕点、干果、水果等。考究的则送寿盒，寿盒中盛馒头、糕点、寿面、寿烛、寿桃等，称为“寿盘”。寿盘数一般要成双，以求吉祥。庆寿时摆寿筵，有一道点心是用米粉或面粉做成的寿桃，不吃米饭，而是吃“长寿面”。至今，寿庆的习俗保留下来，但是，寿筵一般是设在饭店，由儿子主办，也没有了讲究的寿堂。寿庆在现代社会的功用，除了显示子女的孝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社交活动，使原本松散的亲属网得以再现，以显示家族的团结。

在传统观念中，“养老送终”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丧葬的规模往往被作为衡量一个人孝的程度的尺度。昔日多在家中寿终正寝，老人弥留之际，子女要守候在老人身旁。老人将死未死时，要为他（她）洗澡或揩身、穿衣、着鞋袜。家人请道士来画符驱鬼，向亲友报丧，还要发讣告举行开吊。隔日死后入殓，棺木不封，称为小殓，在念佛婆诵经声中穿上寿衣。三天后或在家或到会馆大殓，在和尚道士的经声和家属的哭声中装入棺材，钉上丧门钉。再在灵柩前设灵台。出殡一般在三朝、五朝，少数在七朝、九朝。出殡之日，先行祭奠，亲友邻里对着棺材跪拜。孝男、孝妇跪在棺材旁，遇长辈祭奠行礼时要回拜。祭奠后就是大出丧。前有开路神、乐队、各种仪仗，灵位由长孙捧持，和尚道士、孝子贤孙送殡者排成长队。棺材经过包装，套上绣幔，装上龙头龙尾，由少则八人，多则六十四人扛抬。安葬也是大事，先得择地看风水，挑选墓地。然后入土为安。出殡回来时，常由亲戚或族中年长而夫妇双全、儿孙满堂的人穿吉服先行进门，称红绿进门。此时在门外点燃豆萁、朴树枝，取节节高之意。送殡回来的人都要跨火而过，进门后吃糖圆子，最后请吊唁者吃“豆腐饭”。以后，每七天要做“七”，历时49天，无非是祭供、烧锡箔、念经。“五七”多在寺庙做道场。新中国成立后，棺木土葬逐步改为火化殡葬，但在农村阻力很大，因为在农民的观念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生活的保障和生命的依托，而棺木象征着生命力，预示着死者能投胎转世，所谓“入土为安”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直到“文革”期间，乡间仍有人实行土葬。繁文缛节的丧葬礼仪被简化，开追悼会是常用的方式。其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办丧葬之风又悄悄在城乡蔓延，丧葬成了人们竞相显示其实力的机会，也是子女显示孝心的最后一次机会。

二是事祖之孝。对祖先的崇拜，就意味着对在世家长的尊重。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都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于是祭祀祖先有了准宗教的意义。除了春秋大祭外，每月朔望、节令及各族忌日，也往往举行祭祀活动。如清明时节祭扫祖坟，而且新媳妇一定要去祭扫祖坟，扫墓时用荤、素菜肴和酒饭等祭奠，后来用干果、糕点替代。冬至夜吃饭前，要先祭祖宗。除夕之夜，家家祭祖，焚香、点烛、烧纸钱，祭品丰盛，祭祀的一般程序为：就位，奉馔（摆上祭品），上香，酌酒，跪拜。20世纪60年代以后，祭祖之风在城市衰废。虽然人们保留了扫墓的习俗，但基本上是祭扫三代以内的，而且，一年一次的清明上坟也越来越流于形式，人们往往更重视的是踏青活动的效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家族观念的淡漠和血缘意识的淡化。

斯特劳斯认为：仪式与人怎样思考世界相符合，因此，家庭仪式的兴与衰是与人们对家庭的思考直接相关的，它正预示着家庭的变化发展趋势。

【注释】

[1]C.B.科瓦廖夫：《家庭关系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2]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3]让·凯勒阿尔等：《家庭微观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1页。

[4]博伊德斯·罗林斯和斯蒂芬·巴尔：《婚姻中的权力关系理论》，转自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

[5]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和性》，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6]一般离婚率：指全年每1 000对夫妇（通常用有配偶女性人数代替）中的离婚对数。粗离婚率：指全年每1 000人口（包括男、女、老、少）中的离婚对数。离结率：将某年内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所得的比例。(www.daowen.com)

[7]佟新：《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与分析》，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围城”内的暴力——殴妻》，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8]Tamara Jacka.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Change and Continuityin an Era of Refor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9]景新、支晓娟：《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3-08-15。

[10]让·凯勒阿尔等：《家庭微观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1—93页。

[11]参见让·凯勒阿尔等：《家庭微观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5页。

[12]引自史风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页。

[13]王梅、夏传玲：《中国家庭养老负担状况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4期。

[14]范丹妮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15]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

[16]参见徐新：《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研究》，见“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研究”课题，邓伟志主持。

[17]参考徐新：《长江三角洲居民生活史》研究报告，见“长江三角洲居民生活史”课题，沈关宝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