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6日，德国的阿勃韦尔驻荷兰反间谍机构逮捕了一位名叫休伯特·劳韦斯的人，据调查，此人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局在荷兰的间谍。在劳韦斯的住处，德国反间谍人员发现了电台和将要传送给英国总部的三条密码情报。经审讯得知，劳韦斯是英国特别行动局在荷兰招募的一名志愿者。英国特别行动局从1940年就开始在国外以及从德占区逃离的人中招募志愿者。德国驻荷兰反间谍机构司令赫尔曼·吉斯克斯决定以这一事件为突破口，制订一个与英国人周旋的计划，即著名的“北极行动”。

英国特别行动局要求劳韦斯每隔一周的星期五晚6∶30用电台与总部联络，正是这种定时联络活动使德国阿勃韦尔发现了劳韦斯。吉斯克斯威胁劳韦斯说：“要么把我们编纂过的电报发给伦敦，要么面临盖世太保的折磨。”

劳韦斯表面上同意按吉斯克斯的要求发送电文，因为他确信他能让英国伦敦特别行动局总部的人察觉到所收信息的真假。他曾受过一种特殊的训练，即在他所发送的电报中加入一个安全校验码，在规定的间隔故意插入错误信号，以表示发报人是在强迫状态下发报。但他被捕时，含有安全校验码的密电情报已经落入德国人手中，因此，他认为吉斯克斯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他不得不想别的办法，经过一番思考，他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即在两条密电中，在单词的停顿处故意加入错误，而第三条电文则保持正确。劳韦斯告诉吉斯克斯，他的安全校验码是在每份电文中拼错一次终止符，第三份电报中没有出错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吉斯克斯认可了这种说法，劳韦斯确信伦敦特别行动局总部将会注意到他采取了与原来不同的错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特别行动局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变化。伦敦总部的密码员根本就不注意安全校验码，他们从经验出发，认为许多间谍经常忘记甚至根本不用这些校验标记。就这样，英国特别行动局的官员不仅对假情报信以为真，而且他们继续发回报告，把荷兰自由战士的行动计划传递给“劳韦斯”。比如，特别行动局电告劳韦斯，英国将空投一名特工到荷兰，组织地下活动。结果这名特工跳伞后落入敌手，随后空投的8名特工也遭遇同样的结果。然而伦敦方面收到的信息是：“来人安全到达，正在努力工作。”

此外，吉斯克斯还从俘虏的间谍那里学到电文编码和传送规则，他以荷兰抵抗者的身份和伦敦建立了一条新的联络通道。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地与英国特别行动局玩电文游戏。有一次，伦敦命令荷兰特工破坏德军的一个雷达站，吉斯克斯便把自己的人化装成荷兰抵抗战士，对这个设施实行了一次流产的进攻行动。然后向伦敦发报说已经尽力，但没有成功。为了进一步向英国特别行动局证明，还特意引爆了一艘载满金属碎片的驳船。当特别行动局要求派一名特工返回伦敦汇报荷兰行动的进展情况时，吉斯克斯发报说这名间谍在出发之前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然而，猜疑最终导致德国人自己结束了这场游戏。吉斯克斯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也许“北极行动”的大泡沫已被刺穿，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我们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以至于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www.daowen.com)

事实上，正如吉斯克斯所料，英国特别行动局解码专家里欧·马科斯从一开始就对荷兰的烂摊子表示怀疑，不仅是因为安全校验码的丢失，而且还因为其他一系列原因。以往特别行动局间谍在其他各种行动中常常会出现大量情报信息无法阅读的情况，因为间谍在紧张的野外作业时常会因为匆忙导致密码错误，而来自荷兰的情报编码却一丝不苟。然而，让德国人庆幸的是，英国驻荷兰情报机构根本不把马科斯的提醒当回事。马科斯意识到，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的质疑始终不被重视。

1944年2月，两名特别行动局间谍皮埃特·多雷恩和约翰·尤宾客从荷兰返回伦敦。根据汇报，他们一到达荷兰，就被敌人抓获。他们凭借着在特别行动局接受的训练，设法逃离虎口，在一个牧师的帮助下，两人安全地抵达西班牙。但是伦敦特别行动局的官员却认为他们是在说谎，因为他们从吉斯科斯编造的假电报中得知，这两个间谍已经为盖世太保工作，后来这两个人被送到布里克斯顿监狱。这件事情让马科斯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英国特别行动局也开始有所警觉，对来自荷兰的电文多了一份小心。

吉斯科斯注意到英国特别行动局的电文越来越“退色和乏味”，由此推断出英国人开始警觉起来了，但他依然希望能通过“北极行动”了解盟军登陆计划。他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终于在1944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吉斯科斯向伦敦发送了一条辱骂性的消息：“所有10部电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在荷兰的工作就不会如此努力。我们对于不能够更长时间作为你们在这个国家的唯一代表而感到遗憾，因为它曾使我们双方都感到满意。”

英国人悔之晚矣。英国为了支持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荷兰抵抗运动”，特别行动局已经供给德国数万公斤炸药，8千支轻武器，50万发弹药，75部电台以及许多其他物资，损失了52名特别行动局的间谍。而且事后特别行动局的许多人被怀疑是叛徒，战后很长时间被列入嫌疑人的名单，虽然后来大多被平反，但在他们心灵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