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至1953年春，志愿军第9兵团和第3兵团先后担任朝鲜东海岸反登陆战备任务。期间，兵团保卫部策划和实施了一场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动摇敌统帅部登陆决心的反情报战。

1952年7月26日深夜，李伪军情报部派遣特工朴北时携带一只信鸽，秘密空降在东海岸万年德山。着陆即被志愿军第9兵团警卫连捕获。连夜突审查明朴此行担任先遣，找当地反动道门首领张疯子（此人被我军击毙）接头，为后续的高级情报组安排潜伏条件。从朴的口供及其简单的通信手段推断：如我放回信鸽，向敌谎报朴平安降落，敌必将按预定计划派遣高级情报组前来。

据此，保卫部做出决定：“抓住战机，诱敌入网。”于是，放回脚管装有绿色信号物的信鸽，向敌方报出“朴平安降落”的信息。同时，加强对海、对空监视，在东海岸撒开了天罗地网。9月27日午夜，第23军驻鹰嘴山区某连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空投7只降落伞。连队立即包围，严密搜捕。敌特通讯员孙宪首先被发现，遭枪口逼住喝问。孙慌忙用汉语回答说：“我是来投降的。”哨兵当即将其押到审问室，孙表示向我军投降，说还有同来的人和4筒物资在山上。连队边上报，边搜捕。在孙的喊话下，情报组长权某和组员裘某迅即被我一网打尽，4筒物资同时被缴获。

孙交代是元山的中学教师，朝鲜劳动党党员。幼年随父母在中国烟台居住，懂汉语、日语、英语。战争中被敌裹胁南去，被骗接受间谍训练，专门学了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后派到李伪军情报总部。此次由美军远东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亲自布置派遣，任权某领导的高级情报组通讯员。任务是空降江原道、黄海道交界处的云霞山区潜伏待机；发展情报网（又称“细胞网”），届时策应美军登陆。孙详细交代了通讯联络表上用暗语书写的联络时间、频率、呼号。孙还恳切地表示愿做出贡献，立功赎罪。

从这个高级情报组担负的任务可以明显看出：敌统帅部向我东海岸发动登陆的战略企图已定，正在积极准备。但情报准备还不成熟，尚不能支持登陆最后决心的确定，还要进行重大侦察。因此，可以认定：敌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确是敌统帅部派出的耳目，他们这条线牵动着的是克拉克、杜鲁门的头脑。志愿军决定逆用这个高级情报组展开反情报战。

首次电台联络，孙宪操作。开机后收到了敌本部信号。但我台信号微弱，敌方接收困难，令次日再联络，电文未发出。次日，将电台移到高山，加长天线，电文顺利发出，内容为：“全组安全降落预定地点，权着地摔伤；发电机摔坏，请求补给。请示下一步任务。”

这份电文目的是试探敌本部对已经潜伏下来的高级情报组的态度，并窥探敌侦察方向。稍后，敌本部复电：“祝贺安全降落；权组长好好养伤，全组隐蔽好，耐心等待任务。同意补给，你们选好地点报告本部。”首次联络成功，敌人未表示怀疑，逆用组松了一口气。

志愿军逆用电台反情报

逆用敌台搞反间，电台是武器，电波是载体，电文内容才是“杀伤”敌人的“弹头”。每一次发向敌方的电文，都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严守朝文文法，仔细运用敌方习惯用语。对每次敌方来电，则准确翻译，逐字推敲，看字面文理，品口吻语气，由表及里，求解其深层含义。

逆用敌台斗争是隐蔽、远程、无形的战线，而接受敌人补给则是这条战线上开放、近程、有形的战场，双方最接近时，相距仅几十米。敌人从这个战场上对我施加“考验”，发现我之秘密，对我破坏、报复都很直接，很容易。因此，补给战场成了敌我之间有形斗争的前哨和焦点。

首次补给前，反复在云霞山区域侦察了地形、社情，选定主峰南侧一个海拔1000米的开阔山顶为空投场。报出坐标，敌方同意。补给时间定为10月29、30、31日连续3天的24时00分；地面燃三堆篝火布成三角，中央发射3长2短灯光。飞机从东方来，两翼亮红、绿灯为号。如三天未来，则隔三天再等三天；再不来，再隔三天等三天；仍不来，就等下月满月再约。29日23时山顶。防空、警戒、信号一切准备完毕。24时整，敌机从东方飞临我上空，两翼红、绿灯如约闪亮。鬼子上当的好戏开始了：但见敌机俯冲低飞，机舱内亮灯，飞行员脸孔清晰可见。夜空里忽忽悠悠飘下4只长形空降筒，敌机熄灯西去。这次行动顺利完成，未生意外。接受了敌人送来的大电台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不过，发电机又摔坏了。(www.daowen.com)

我们再要发电机时，发现敌方有不耐烦的迹象。先是迟缓多日才回电同意；继而到了日期，又突然告诉提前一个小时空投；可到时飞机又不来。我们电询何故，回电语气冷漠，只答说：“按规定进行。”最后直等到第二个三天才收到补给的发电机。

从此，接受补给就与“考验”和反“考验”的尖锐斗争相伴相随了。我们很快掌握了敌人搞“考验”的规律。敌人并非因发觉我方逆用的蛛丝马迹而搞考验，是因为特工皆为雇佣分子，放到管束不住的“敌后”，唯一的控制办法就是“不断考验”。有时敌掌握的情报与我提供的新情报有所不同，也只有通过“考验”来判断这个组是否有变。逆用组机智勇敢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考验”，保住了逆用敌台斗争的主动权。

转瞬到了12月，美军在正面战线颇不得意。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把希望放在“两栖登陆”上，他要“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制订两栖登陆计划。

反情报战刚刚拉开大幕，敌本部又沉默下来。而且自1月下旬以来，对我方要求补给粮食也予婉拒。逆用组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酝酿了一个突破沉寂局面的决战方案，借口不满本部不补给粮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于2月15日向敌发出电文：“自入敌区，无所建树，本部不给任务，我们心中不安。现粮食用完，派裴率细胞赵远出，侦察共军军情；相机寻找食物较丰富地区潜伏。权、孙负责隐藏电台，然后也去咸南海域侦察，寻找新潜伏点。一个半月内会合，恢复联络。”此后即关闭电台，回避掉敌本部可能下达的不同意的指令。

这一步，首先把敌人的测向电波、监控耳目、可能的反动作，统统引离了我东海指挥部驻地，排除了我指挥机关的安全风险。同时，把潜伏何处的主动权，颇为合乎逻辑地拿了过来。

一个半月后的3月下旬，正面战线，我军全线频频的战术攻击，消耗、牵制着敌人兵力，迷惑了敌人对我战役企图的判断。我军东、西海岸壁垒森严，反登陆作战部队部署完毕。据此，我方反情报战的目的就定位在“令敌知我之备，撼敌登陆决心”上。

3月28日，在1324米的头流山，电波飞向美军远东情报局本部：“……裴、赵历尽艰险，在元山、阳德搞到中共高级军官会议笔记簿，加上沿途亲见，综合报告如下：一、北韩现有中共军19个军，10个以上炮兵师；北韩军5个军团。二、中共总兵力83.6万人，北韩总兵力29.4万人，全部兵力113万人。三、共军今年春季以反登陆为全军工作重点，军民总动员大修坑道防御工事、铁路、公路、山洞仓库。毛泽东指示邓华：‘坚决不准敌人登陆，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四……”过了一周，4月4日，敌来电：“祝贺裴、赵侦察成功。报告的军情很重要。近期要恢复和平谈判，战事有可能很快停止。”

1953年春末，敌人闹得火爆的“两栖登陆”没有发生。在我军反登陆绝对强势面前，艾森豪威尔迫不得已，只好乖乖地收起如意算盘。

40年后，在解密的档案中，人们看到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我们估计，到1953年3月，中共在朝鲜的军队总数为83.6万人，北韩军队总数为29.4万人……其中大约有30万人被布置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以立即投入海岸地区作战。”

如此相同的内容，如此相同的数字，如此相同的差错，足以告慰那些参加当年反情报战的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