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在白色恐怖下面临着追杀围捕，若不开展情报侦察和内部除奸保卫工作，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从大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初期，周恩来等人便领导组建了对敌侦察和党内保卫机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保卫工作，首先体现为在敌对营垒中建立情报关系。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代，下一步还要继续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提供情报的内线。

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1926年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能力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不过此时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侦察工作还很不健全，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事先有内线报告国民党要密谋采取“清共”行动，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中共中央负责人面对零零星星获得的一些警告，又缺乏分析能力和紧急应变的决心，结果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因遭到突然性的搜捕袭击而损失惨重。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反共会议后，中共中央便马上掌握了这一情报，主要负责人都能迅速隐蔽疏散。

当时的形势逆转，造成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悬赏5万至8万银元，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的动摇分子便向敌告密甚至充当内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些想叛变的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敲诈，声言若不给钱便去告密。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赵世炎得知后马上通知绝不能给钱，应立即斩断与他们的关系，如果实在避不开便派“打狗队”消灭这些叛徒。随后赵世炎本人就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一惨痛教训说明在当时党内开展除奸保卫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翌年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情报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领导，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各科人员都很精干，如三科即“红队”起初只有十几人，靠4支手枪严惩叛徒就威震上海滩。

中共中央特科刚展开工作时，党内便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代价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做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出卖的线索。(www.daowen.com)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1929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这些人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如陈独秀、罗章龙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中央对其只是开除党籍而无其他激烈措施。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担负起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打击内部叛徒虽非常重要却只能起威慑作用，打入敌营掌握情报才能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指导革命战争。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建立情报机构，还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乡和私人关系，结果漏洞百出。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利用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的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私人关系，打入其内部担任重要职务。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破译。

钱壮飞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3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才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的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不过，打入敌特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大量情况被敌掌握。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临时中央至1933年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从此，党在白区的情报侦察工作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