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

《孟子》

景春曰：“公孙衍（yǎn）、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guàn）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是一个对男子的经典褒奖之词。很多人也以大丈夫自居。俗话常说“男子汉大丈夫”“大丈夫敢作敢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么到底怎样的人是大丈夫呢？

大丈夫，往往给人的印象是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器宇轩昂，气概不凡，充满阳刚之气。那些俗语中又包含着豪爽大方、勇于担当、说话算数、不怕困难、意志坚强等含义。这些算不算大丈夫呢？应该说，算，但又不仅仅如此。但显然，大丈夫不是光看外在形象气质，而是内在性格、品质。那么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还是追根溯源，翻开《孟子·滕文公下》吧，那里有孟子最早也是最准确的解释。孟子的解释源于他与一个叫景春的人的一场辩论。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之间互相攻打，战争不断。国君们任用的都是些推崇功利、善于打仗或者喜欢纵横捭阖的人，如商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当时思想领域也很混乱，各种学说，各种价值观不断碰撞，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更为盛行。一些知识分子为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也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以“合纵”“连横”的主张，在列国君主之间奔走游说（即“纵横捭阖”）。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出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一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纵横家”学派。前面的苏秦、张仪就是代表人物。景春也是这样一个研习“纵横术”的人。

在这种形势下，春秋以来崇尚道德礼仪的儒家仁义学说遭到严重冲击，处在危机之中。身为“亚圣”的孟子，痛心疾首，挺身而出，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高举“性善”大旗，宣扬仁政主张，以“舍我其谁”的气概，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富贵不能淫》就是孟子与景春之间的一次思想交锋。

这场辩论的辩题很简单，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大丈夫”。但从论辩形式上看，属于驳论。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立论不同，驳论是通过揭露和批驳错误的论点来确立自己的论点。驳论一般是“先破后立”，即先辨别是非、驳斥错误的观点，然后树立正确的观点。本文中，景春就是孟子的论敌，景春的观点叫“敌论”，也叫“靶子”，如同射箭一样，批驳对方也要先树立或找准“靶子”，才能有的放矢。(www.daowen.com)

人们说孟子“好辩”，那是因为他当仁不让，身怀高度的道德自信和上文提到的担当精神，这让他一身正气，居高临下；孟子也“善辩”，富有论辩技巧和语言艺术，两相结合，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景春先抛出观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用一个反问句，语气非常肯定而自信，似乎公孙衍、张仪是理所当然的大丈夫；语气中表现出对两人的崇拜至极。公孙衍、张仪确实很有来头，他们都是魏国人，都是当时春风得意的人物。前者曾做过秦国的“大良造”（秦国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又曾佩五国相印；后者与苏秦齐名，曾做过秦相和魏相。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景春用一个具有夸张色彩的对比句，点明他们是大丈夫的理由（论据）：位高权重，可以左右天下，令人望而生畏。简单地说，景春认为大丈夫就是有权有势、声威煊赫的达官显贵。

他话音刚落，就遭到孟子的痛斥。

孟子随即针锋相对，直接否定：“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也用了反问句，中气十足，语气中带着轻蔑、不屑和鄙视：就凭他们，也有资格叫大丈夫吗？他接着继续反问：“子未学礼乎？”称对方为“子”（您），用敬词，不用“尔”或“女（汝）”之类，表示虽然很气，但不失礼。孟子否定对方观点后，没有直接批驳，而是先绕开了一下，引到“礼”这样一个生活常识、常理上来。这是一种从侧面论证的迂回战术。他举例说，男子成年加冠娶妻，女子成年出嫁，父母都要对他们进行训诫。特别是女子，要告诫她恭敬谨慎，不能违背丈夫，遵守为妇之道。然后归纳引申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意思是说，凡是以顺从为原则的，就是妾妇之道。“妾妇之道”后来也成为成语，比喻对上司或同僚绝对服从的卑劣作风。孟子在这里暗中又绕回来，把景春心目中大丈夫的典型人物比喻、类比为“妾妇”，把他对大丈夫的评价标准与“妾妇之道”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做人原则就是没原则，只是一味顺从——顺从权力、顺从自己的私欲、顺从诸侯君王的意志，见利忘义，朝三暮四，曲意逢迎，一朝得势就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毫无是非准则，毫无仁义道德。这样在内在语意上就对接上了开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算什么大丈夫？就如同只知一味服从的妾妇，纯粹就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如此一来，不但一下揭穿了这些人的本质，而且从论辩上来说，犹如釜底抽薪，让对方失去了立论的根基，让他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人觉得“妾妇之道”，体现了孟子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甚至宣扬了后世所谓“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其实不然。孟子不过说了一个事实而已，就如前文所说，这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常识常理罢了，是普遍现象。事实上孟子是带着鄙视之情说的，说明他对这种“妾妇之道”是很不以为然的，是极看不起的。所以他才把景春的大丈夫标准比作这种可笑的“妾妇之道”，以便与之对立提出自己的真正的大丈夫标准：“大丈夫之道”或“君子之道”。

敌论已破，要亮明自己的观点了。于是，他随即展开正面论述，阐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他认为，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气势恢宏、境界阔大的语言，形象指出了大丈夫的根本特征：应该拥有天下最重要的道德——仁、礼、义，宅心仁厚，堂堂正正，坚守道义；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得志，与民由之”，有机会实现理想，就偕同百姓一起循着大“道”前进；具有坚定不移的节操，始终坚守高尚的原则——即使不能实现理想，也要“独行其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大丈夫的形象巍然耸立。

从表达上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个短句最后分别省略了一个宾语“之”，变为五字句，读起来更加铿锵有力，组合成排比，进一步增强了语言气势与论证力量。同时，这组排比也从反面再次重申、强调了正面的观点。因为正面说还显得有些空泛、抽象，而反面一说，就鲜明、具体了。你看，现实中有多少人就是“富贵而淫，贫贱而移，威武而屈”的！像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阿谀奉承而取得富贵，不顾礼义廉耻，不讲仁义道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唯有那些富贵而不迷乱本心，贫贱而不动摇志气，威武而不改变气节，任何情况下都正道直行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啊！如此表达不但强调突出了正面的观点，而且也彰显了大丈夫的难能可贵，赞美了大丈夫的伟大高贵。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坚守理想信念、坚持正义的座右铭。苏武、关羽、陶渊明、颜真卿、杜甫、文天祥、谭嗣同、方志敏、闻一多、朱自清、钱学森……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种浩然正气，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让这金声玉振的声音时时在我们心中响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