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孟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同“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舜发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xī）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kòng）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zēng）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合称“孔孟”，有“亚圣”之称。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吞并战争日益激烈，为了求得生存，乃至建立霸业，各国君主不约而同地崇尚武力而不体恤百姓。面对这种现实，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的系统的“仁政”学说，主张行“王道”一统天下。他游说于齐、梁之间，没有被重用，退而与其门徒著书立说，编辑成《孟子》一书。《孟子》记述了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政治主张、哲学主张、个人修养、伦理道德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气势浩然、雄辩滔滔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源于他“善养吾浩然之气”。唐代韩愈在此基础上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这是关于作者道德修养与文辞关系的著名论断。“气盛”指作者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只要气盛，语言无论长短、抑扬，都会是适宜的。孟子一身浩然之气，充满道德自信，站在精神高处，藐视权势富贵，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发而为言，表现出挥洒自如、势不可挡的特征。(www.daowen.com)

下面我们通过比较阅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下文简称《得道》《生于》）的方式，领会这两章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初步感受《孟子》散文的风格。

《得道》《生于》虽然都是节选，但都相对独立、完整，结构上可单独成篇，且观点鲜明，条理清楚。在思想内容上，两文区别明显，但提出的观点和论断都可谓至理名言，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生命力，仍然是人们的惯常用语。

《得道》的中心论点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加以比较，用两个“不如”，层层推进，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指出，各种客观条件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结尾又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著名论断。孟子在这里说的“得道者”和“失道者”，都不是指普通的个人，而是指一国之君。这一章不是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战争论述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仁政”，“得道”即是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可以使人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这就是“得人心”，即“人和”。所以后人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生于》的中心论点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一反一正，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哲理的两面。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短文先列举六位从卑微贫穷而成为圣君贤相的典型事例后，从理论上归纳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总结了逆境对个人成才的重要性：艰苦的环境，给人艰难困苦和精神痛苦的考验，可以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聪明才干。并进一步从正面指出，人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教训，在不断冲破忧虑、痛苦、困惑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接着由个人的成才规律推及国家的兴亡，孟子针对当时战乱纷争的现实，指出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许主要是给为政治国者提供启示，但作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我们可以从造就人才和治理国家两方面获得智慧的启迪，既催人奋发，又警钟长鸣。后世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就包含着同样的道理。

思路结构方面。两篇文章都是立论文。所谓立论，就是正面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证。但《得道》是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点，总领全文，然后层层深入展开论证。全文呈现出“总-分”式的结构特征，但分论部分，先论述“天时不如地利”，接着论述“地利不如人和”，第三层进而指出“人和”的实质就是“得道”，就是施行仁政。这三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生于》在整体上正好相反，是“分-总”式的结构，先分述，由谈逆境成才的道理，进而谈到治国，内要有能臣的劝谏辅佐，外要有敌国外患的危险，最后总结，点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旨。两文都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在论证方法方面，两文方法多样，论证有力，同中有异，各有侧重。两文都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对比论证具有突出强调的作用。比如《得道》中，论点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用两个“不如”逐一对比，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通过正反对比，突出了“得道”即施行仁政的重要意义。《生于》中，观点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一个正反对比，实际讲的是一个意思，但从反面指出后果、危害，就强化突出了正面的意思，也更能起到警醒人心的效果。两文也都运用了事例论证的方法。事实胜于雄辩，它的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两文同中有异。《得道》以“环而攻之而不胜”和“委而去之”两个概括性的战例证明了中心论点。不过孟子多次提到战争却并非他的本意，这是为了迎合诸侯们的心理打个比方，以便有机会向诸侯们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他是反对战争的，他最终的结论也是不需要战争的，施行仁政自然可以天下归顺。所以两个战例在本质上其实是比喻论证。而《生于》一文事例论证则是一大特色，开头就一连举了六个典型的具体事例，这六个人物都出身贫贱，在经历了艰难的磨练之后，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作者归纳推理，得出成才需磨炼的道理，强有力论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心。当然，两文既摆事实，又讲道理，两者是互相结合的。

在语言风格上，两文都充分体现了孟子散文气盛言宜的特点。孟子充满“舍我其谁”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自信，一腔浩然之气让他雄视一切，发而为论辩，意气风发，激情洋溢，自由奔放。在修辞上，又善于采用排比、比喻、对比等手法，灵活多变的句式，使得语言既明白晓畅，精练准确，又气势非凡，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如《得道》章，纵观全篇，居然有十来句否定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如……不如……”，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还有“非不……非不……非不……非不……”的双重否定兼排比句，语气强烈而肯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三句“不以……不以……不以……”，整齐的排比句，一气而下，如滚滚激流，倾泻而出，一口气把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通通否定排除掉了，从而突显了“人和”无与伦比的地位。《生于》一文则以肯定句式为主，开头虽是举例，却也是整齐的排比句，且一连六句，给人滔滔不绝，目不暇接之感，光这气势就给人强大的冲击力。接着归纳推论，先用一个长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加一个“也”字舒缓一下语气，马上以“必先”二字领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构成一组排比，读起来一句紧似一句，气势非凡；且这组句子句式较整齐，以短句为主，和前后较长的句子搭配起来，使全段句式富于变化，读起来又富有节奏感。

《孟子》本身大多是与人论辩说理的产物，因此非常适合朗诵。其实也唯有通过大声朗读，才能更好地表现和体会他的散文感情饱满、议论恢宏、文气磅礴、雄辩酣畅的特色；也更能领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去感应圣贤的呼吸，圣贤的脉搏，圣贤的热血，圣贤的智慧，进而与圣贤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