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剑来》对“神道之争”的解读、诠释和建构，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五千年中华文明基因、人类与世界优秀文明观念，并建基于当下和未来的个体—大众心理、社会—国民心态、国家与民族集体情结和人类集体无意识——从权力之争到权利诉求，再到核心权益运动。

在中国、世界甚至整个人类发展史中，我们解读、诠释和建构为“祭司王朝”的神权宗教与世俗政权结合的社会形态和生态，基本都在神话、传说甚至历史发展中存在过。

从神话传说来说，这是从“诸神时代”（如中国“山海经”和“远古神话”时代）到半人半神“英雄时代”（如中国“三皇五帝时代”）再到“人类诸贤时代”（如中国“诸子百家”时代）的过渡与承传阶段。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这是从旧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新石器时代（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再到游猎和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到父系社会）。

因此，人类史前社会普遍流行“大母神崇拜”（母亲神系或月亮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父亲神系）。

“大母神崇拜”和“父亲神系崇拜”的信仰交锋，隐喻和象征着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权力博弈。

在这个社会发展和神话传说交织缠绕的权力变化、转移和“流血的交接”过程之中，代表“人类、大地和宇宙的子宫与生命的摇篮”的大母神（母亲神系）集体退出“传说与历史的舞台”，至少是退出了“主流话语权”的中心，成为“边缘”的陪衬。

“诸神之王”的桂冠加冕于父亲与男人的头上。

“女神”们则普遍在父系社会与男权神祇统治体系之下，重塑自我的意识、身份和位置。

比如，源起于塞浦路斯岛屿等旧石器时代“大母神崇拜体系”的原型，交融、演化和流变成希腊爱与美、性欲女神阿芙洛狄特，犹存留有母系社会和母亲神崇拜的特质；

但是，当她进一步交融和演变成古罗马神话传说中的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西方艺术中的维纳斯之旅”，到了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维纳斯画像”时，就已经蜕变成父权、男权和他者目光中的女神之形象与性质了。

中国的女神们也有这样类似和同一性质的际遇：从带有大母神崇拜特质的“西王母神话”“女娲崇拜”，到“王母娘娘”“巫山神女”等已经沦为父系、男权和他者社会之中的附庸地位。

在这种源流、变化和演化过程之中，“祭司王朝”是一种很关键的转折、转型和过渡形态与阶段。

它不仅仅是从神权到君权（人权）的转变，亦是一种从“母权（女权）”到“父权（男权）”的过渡。

比如，在史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祭司神女崇拜过程”之中，“祭司皆神女”，亦即具有祭祀、祷告并拜神之权限和功能的，皆为女神（女性）；

唯有她们才能与神祇通话、祈祷，并获得神授天权；(www.daowen.com)

而这些女祭司获得神授天权之后，可以代神授权，授予世俗王朝的君王可以统治天下王国子民的合法权利。

为了完成这种神授天权合法、和平的转移与交替，代表世俗王权的君王和代表神祇天权的大祭司，往往会进行“神圣婚姻联盟”，亦即联姻、婚媾、合二为一。这其实已然是从“母系权力”向“父系权力”移交的折射和映照。

随之而来，更革命性的，便是从“大母神崇拜”向“父亲神崇拜”的转移：那个君权神授——能够授予君主最高神权——的神，逐渐由“她”演变成了“他”：他就是“诸神之王”，就是“天”，就是“上帝”。

于是，中国的君王皇帝就逐渐变成了“天子”——天之子。这不过是把具象的“神”替代成了抽象的“天”，但“君权神授”“皇权天予”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源而异态罢了。

这种“从神权到君权（人权）”“从母权（父权）到父权（男权）”“从天权（天）到皇权（天子）”的转移和交接过程，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绝地天通”：把沟通天地、神灵和万物之主宰的权利垄断起来，将“人人可以跟天地、万物之主和神祇”沟通、交流和传授的权利“隔离、隔断和隔绝”，变成只有少数人（如神职人员）才具有的专职和垄断之技能与法术——特别是以大祭司为代表的祭司阶层和以世俗君王为代表的贵族阶层。

它们最极端亦最源初的方式，就是“大祭司即大君王”，亦即“祭司—君王”既是神权的代言人又是王权的实际统治者。

这样，它斩断了原始神灵崇拜时代（包括大母神崇拜和初代父亲神崇拜）时万物皆有灵、自然皆是神、人人皆可与神灵直接沟通的“泛灵论/泛神论崇拜”——人人都可跟神直接交流和沟通、人人皆可神授天权甚至人人皆可成神的话，就像人人都可跟上帝直接祷告、祝语和祈福的话，那还要祭司、教会或神职人员做什么？

因此，“绝地天通”最重要的，就是切断“人和神”的直接联系，在这中间设置一个既起着四隔（隔离、隔膜、隔断和隔绝）又起着四接（连接、链接、联接和对接）的四中（中介、中间、中部和中控）通道与机制，亦即我们解读、诠释和建构多场景、多维度与多界域的“交互界面”——而这种“交互界面”的话语权、主导权和掌控权，就掌握在特殊、专业和既得利益集团手里。这就是所谓的“祭司神职/贵族阶层”。

随着社会和历史发展，后来这个“交互阶层”进一步分化，将神圣与世俗、神权与君权（政权）等进一步隔离与隔断，重构了一个“君权神授”“皇权天予”“世俗王朝的政权必须有教会神职机制的认可和审批”甚至“人之生存、发展和信仰权利，均需得到神明代言人授权审批”的神权授权链。

从此之后，神权与皇权、治权与授权、个人信仰之权与宗教机构审批权就成了俗世王朝与天国人间代言人的权力之争引爆点。远瞳《黎明之剑》可视为这种“授权链”逆推的有趣文本。

正是在这种绝地天通、重构“神权授权链”的过程之中，从人类神话传说到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了“从母权（女权）到父权（男权）、从神权到君权、从天权到皇权、从神权到人权”的权力交锋、博弈、转移和交接。

这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种“流血”的演变。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演发，看起来，在这条根本脉络上非常“温和”与“平静”——至少远不如后朝历代“王朝更迭”和“异族入侵”等周期性大事件那样现实、血腥和残酷——只是因为史料、文本和图像纪录留存得较少罢了。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有限的传说与历史纪录之中，捕捉到蛛丝马迹，钩沉出其中若隐若现的轨迹。比如，以“三皇五帝”中华超级英雄传说时代为拐点，向前追溯大母神崇拜与父亲神崇拜、母系社会与父权社会的权力博弈、交锋和移交；向后可以挖掘从“祭司王朝”到“夏商周断代史”、从“君权神授”到“皇权（王权）天授”的演变和转变——毫无疑问，从黄帝建基“大一统”到颛顼完成“绝地天通”，是这个历程中最具革命性的里程碑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