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管理者，分清问题主次的能力相当重要。面对许多问题，他应该懂得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自己应该把精力主要用于考虑、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主次不分，虽然付出同样的代价，甚至更高的代价，其效率和效果也许更差！为了训练学生这种能力，可让学生在每做一件事情以前都想一想：“有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更急需的事情要做吗？”。

要使学生具有忙而不乱的“大将”风度，主要可训练他把能够在一起做的事情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将事情的方方面面协调好。

周恩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功课很好。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报，积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他每天什么时间干什么工作都有明确的安排。在学校里他负责编辑《校风》周报，所以找他推荐、商量稿件的人很多，他就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做这些事情。这样，既避免了互相找人浪费时间，又集中解决了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

周恩来到达广州以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后来陈延年担任委员长，周恩来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还在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很多人称他政治总教官），那时他才二十六岁。

他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还在师生中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不少师生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他每天早晨步行到码头，然后坐船去黄埔，晚上再赶到广州指导两广区委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www.daowen.com)

他在军较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民众》等课程，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根本区别。他讲得生动活泼，联系学员实际，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次讲课连军校的教职员、工人也跑来听，大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当时，他表面上假装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他当了军校校长以后，安插亲信，结党营私，企图把军校变成他增植个人势力的场所。他在军校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这个被人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的家伙，一九二五年初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专门干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坏事。蒋介石把周恩来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看作眼中钉。王柏龄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命令“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林振雄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惩办凶手。王柏龄自以为有蒋介石撑腰，共产党人奈何不了他。谁知道，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却下令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全校革命师生拍手称快。

王柏龄又气又恼，就偷偷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

周恩来指示共产党人蒋先云等，把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一条条详细开列出来，在全校公布。那时候，反对国共合作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连国民党左派也不能容忍。因此，告示一出，全校进步师生同声谴责，王柏龄威信扫地，整天耷拉着脑袋，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孙文主义学会”也元气大伤。蒋介石虽然心中像着了火一样难受，但是在广大群众的愤怒面前，在革命浪潮之中，他毫无办法，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第一只手”被年轻的周恩来砍掉。

作为一名管理者，应具备一种“大将”的风度，这种大将风度，应从小培养，体现在中小学生身上首先应有远大的正确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