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意识，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和内容，并越来越在公共外交领域引起共鸣。笔者认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等联系在一起，在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中，这一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文化自觉”，应指自我感觉到和自己意识到所处文化的存在以及自己应担负起的责任，即自己的认识和觉悟。哲学概念的“自觉”，是指人的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提升意识。它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人的基本人格，也是人对于自我存在的必然维持和发展。具体说，“文化意识”表现为强烈的入世精神，即对国家、民族、社会、文明的思考与责任。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意识”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5]

从政治学上说，国家也可视为一个泛文化性的组织，国家体制的建构和职能均与文化相联系，包括外交职能。换言之，“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文化外交被看作为输出思想、传播信仰和交流文化价值观的活动。”^[6]

西方文化理论家的论述，对于认识和理解文化自觉具有启发意义。带有显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对于“文化自觉”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和富于启发性的论述。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内在自我的组织纪律，是对自我人格的把握，是对更高层意识的获取。通过获取这种意识，人们就能理解自己的历史价值，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职能，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但是这一切不会由于自然的演进，不会由于与自我意愿无关的行动与反应自发地产生”。^[7]

在论及“文化组织”与“文化自觉”关系时，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即官民认同的“文化盟主权”）尤为重要，可认为是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体系的切入点，同时也是探究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复杂动态关系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与文化》中，葛兰西给出的更多解释是，一个阶级一定要建立自己文化组织和话语权。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坚定的信仰和长期的准备，是不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充分考虑，达成有效、深刻的一致意见”。^[8]在葛兰西看来，文化组织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它可以将政治、经济活动有效地整合到一起。另外，葛兰西指出，伴随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还有道德、宗教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意义重大，但是不可能在经济或是政治机构中讨论解决，需要“文化组织”为其提供场所。在文化组织中，知识分子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论述具有创新性，是理解“自觉”一词含义的关键。如果缺少对自身文化的审视，缺少反思，就谈不上“自觉”；而缺少创新和探索，文化自觉意识就无法延续。

英国文化思想家威廉斯，强调“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一致性，无论是“文化”抑或大众的自觉意识都离不开政治范畴。正是由于大众对于现存政治制度的不满，内心产生新的诉求，才有批判意义上的“自觉”。换句话说，文化上的自觉是促进新的文化诞生的一种方式，也是政治上的自觉。^[9]在威廉斯颇有政治内涵的表述中，“批判性”和“创新性”同样隐含其中。他的文化观念明确针对“文化与社会”传统中的精英主义立场和保守主义潮流。他十分赞同和“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集体文化观念，体现了对精英主义文化的批判。威廉斯推崇葛兰西，称其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转折点。与葛兰西相比，威廉斯的论述同样富于启发性，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形态内涵。(www.daowen.com)

法兰克福学派历来重视“文化工业”与“文化自觉”。此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等认为，由于资本家操控媒体和文化资本，文化可能发展成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批判和自觉意识。^[10]尽管“文化工业”这个术语的贬义概念在中国正在被淡化，但是如果考察“文化自觉”，就不能忽视当今文化和资本结合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置身在其中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压抑。无论是讨论“文化自觉”还是“政治自觉”，说到底依然是人的“自觉”。如是，我们创造的文化政治环境究竟能不能激发人的自觉意识，这不仅是西方文化思想家的困惑，也是讨论“文化自觉”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于“文化自觉”有着这样的解析，所谓“自觉”是文化主体对自己所处文化的“自知之明”。研究“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深入了解，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在费孝通看来，这种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所具有的完全的自知之明，以及能够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向的“自觉”似乎是难以达到的，但却是文化认知的目的。费孝通提倡，各国和各民族文化要“各美其美”，并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得以呈现。就中华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来源于儒、道、佛三家。仁义、慈悲、顺乎自然的思想流传几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同时成为了中国人行为的准则。由此，我们要自觉继承和发扬文化之美，并与世界分享。

如今，人们在过分强调本国文化的价值同时，忽略了“文化自觉”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在强调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的同时，却没有看到文化本身的无意识成分；在“文化自觉”被视为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同时，忽视了它在现代社会对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自觉性的影响。因此，在不断反思“文化自觉”中，要经常对照外部环境，审视自身，与时俱进。这种包容性强且不断开放的文化进步过程，正是其相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优势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