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上海、天津、广东相继成立了地方公共外交协会，^[1]成为我国公共外交的先驱。随后，南京、杭州、温州、西宁、惠州、佛山、珠海等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地方公共外交协会。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成立，李肇星任会长。2013年3月1日，全国首个县级公共外交协会——浙江青田公共外交协会也正式成立。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有更多的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亮相于中国外交舞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公共外交协会汇成一股强劲的中国外交新生力量，为新时期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它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做出重要贡献。

公共外交协会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崛起的中国的需要，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呼唤。公共外交协会的出现要求我们首先对公共外交协会本身有充分的认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张九桓在谈到公共外交协会时说：“拟可成立全国性公共外交协会，把已经和有可能从事公共外交的各界精英汇聚起来。协会成员可包括政府官员（含外交家）、学者、企业家、文艺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以及工、农、兵、学、商、青、妇、体等各界知名人士。”^[2]据此，公共外交协会是一个由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全国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其实，“所有有机会同外国人接触、交往的各界民众，都是公共外交队伍的一名战士。”^[3]又据张九桓，公共外交协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共同运作，以各国政府和民众为工作对象的最广泛的外交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外交其实就是全民外交。”^[4]由此可见，

公共外交协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有别于政府外交，但又服务于政府外交，接受政府外交的指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韩光明在分析公共外交的特点时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参与主体和受众是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群众。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群众是基础。”^[5]人民政协报时事政治部记者廉维亮在阐述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时也强调同样的观点，“公共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是一项全民的事业，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精英人士和普通公众；公共外交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6]以上观点表明，公共外交协会是由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共同搭建的，旨在加强国内外政府之间、民众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间相互了解和信任、增强友谊、促进繁荣的平台。

现让我们上升到理论层面进一步认识公共外交协会。从相关理论来看，近期涌现的公共外交协会属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言的“民众社会”（civil society）。葛兰西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民众社会”（civil society），^[7]前者主要指政府机构，后者主要指教会、学校、工会、媒体、家庭、党派、民间社团、文学艺术等民众机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葛氏两“社会”的划分强调赢得民众对某个价值观积极赞同或本能认同的重要意义。葛兰西所说的“民众社会”在权力方面体现为“赞同”（或认同consent）的运作形式。^[8]对此，王岳川做出精辟的阐释：“……‘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9]所以，民众社会的运作过程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认同或价值趋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认同”或“趋同”表现为本能认同或趋同，即是在民众社会运作中实现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自觉赞同。(www.daowen.com)

联系中国实际来看，新近各地成立的公共外交协会意味着我国政府外交正通过人民政协这个桥梁延伸到民众社会之中。这个从“政治社会”向“民众社会”的延伸代表新时期中国外交开拓的新方向。其实，任何国家的外交活动不仅见于政治社会，而且还见于民众社会。甚至可以说，民众社会中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在广度和密度等诸多方面都超过政治社会中的外交活动（政府外交）。广东省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汤炳权就多次强调说，公共外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公共外交不因公共外交协会成立而存在，但公共外交协会因公共外交存在而成立。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主要包含学校、商会、工会、媒体、党派、民间社团、文艺团体、宗教研究机构等民众机构以及一定数量的知名人士。这些机构和个人谙达公共外交之本之道，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民众对中国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的本能认同，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中国新近成立的公共外交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葛兰西所说的“家庭”在公共外交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葛兰西民众社会中的“家庭”没有进入我国公共外交协会组成单位的名单之中，尽管公共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家庭”模式进行和完成的。每一个公共外交的参与者不仅是一个社会成员，而且也是一个家庭成员。在向世界展示真实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家庭外交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展示力和说服力。举例来说，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英国知山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拉克罗斯分校）等多所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国际型英语人才，双方签订了本科生国际化教育合作项目，每年派遣若干名学生赴境外大学学习。派出学生在异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言行都可以说是公共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学生家长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家长为孩子支付留学费用，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长常到国外探望孩子，形成中国家庭，亮相异国他乡，展现中国家庭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例如，一位约24岁的北京女孩留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其母前去探亲，为其洗衣做饭，临回国前还特意包了一堆饺子冷藏起来，足够其女食用一月之久。当地房东彼德目睹此情景，感到迷惑不解，问该女生：“为什么一定要你妈妈为你做饭？”女孩回答说，“因为她是我妈妈，我是她的女儿。”对此回答，彼德似乎感到更加迷惑，于是又问女孩的母亲，“您为什么一定要为您的女儿做饭？”母亲回答说，“我现在为孩子做饭，照顾孩子，是为了我年老时孩子为我做饭，照顾我。”彼德似乎听懂了点什么。显然，中国母女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解读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养儿防老”等中国家庭亲情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