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显在的目的性，大体上包括“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以及“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8]两个层面。公共外交的这一目的特征决定了在实践中行为主体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早期传播学研究将主体间的信息传播形象地分解并形容为“信息流”和“影响流”，指出“信息流”仅能起到告知的作用，而被赋予意义的“影响流”才是影响传播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9]因此，公共外交实践不能仅仅是事实层面的简单信息传递和浅层交流，还需要意义层面更多、更深入的相互感知。

公共外交实践中，不论行为主体是否有意为之，其所传递的内容都会附载一定的意义。意义不仅附载于语言、文字、图像等信息内容之中，还附载于话语逻辑、行为特征、互动方式等形式内容之中。随着我国公共外交实践水平的不断提升，内容形式化的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新问题是，行为主体过度着眼于“信息流”的精心设计和不断优化，而对“影响流”缺少主动自觉的认识和积极有效的规划，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表现为传播内容或简单、肤浅，或难以被理解甚至有歧义，呈现“无意义”的状态。

公共外交实践中内容“无意义”较为典型的事例如一次中美市长的电视对话。在电视节目中，两位市长通过电视连线并以各自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为主题进行交谈。由于电视节目的公共性，这次对话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活动。在这次对话中出现了一个环节，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的城市。美国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之后，表示自己实际上没有访华的费用，还解释说自己的经费都是来自市民所缴的税金，每一笔开支都必须对市民负责，如果受邀访华，那就需要向企业募捐，募得这笔额外开支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而中国市长高兴地接受了访美邀请，并没有担忧旅行费用问题。相反，在听到美国市长的经费周折之后，中国市长马上表示可以安排支付美国市长访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一切费用，还主动表示要向美国市长赠送衣服、礼品。(www.daowen.com)

上述实例中，在对话的相互邀请环节，美国市长的谈话内容显然是经过加工设计的，逻辑严密且蕴含“意义”，即通过对访华费用的解释凸显规范、廉政的潜在意识和形象。而中国市长的谈话内容则“真诚”“自然”，未经深入思考和准备，过于随意。没有经过“意义”加工和设计的内容简单展示了热情，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美国公众理解不了这笔钱和这种热情的由来，中国公众也不断质疑其“慷谁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