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中政府是主导，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间，广大公众是基础，公共外交分为“一国政府→他国政府”“一国公众→他国政府”“一国公众→他国公众”三种类型四个维度，而“一国公众→他国公众”指的是一国公众对他国公众的国际交往活动，在中国被称为“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31]。而如果华裔新生代能够成为侨务公共外交主体，那么便会出现“他国公众→他国公众”的第四种类型，我们认为华裔新生代具备跨文化传播者的基本素养，可以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

（1）传播意愿：稳定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根基所在。华裔新生代在血缘关系和受到的正式或非正式教育上，都让其对于自己的华裔身份确信不疑，这为传播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文化认同的稳定，即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浓重的中国情结，是华裔新生代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现实基础，只有文化认同的存续才能保证其对中国了解的兴趣与传播中国实际的热情。与老一辈华侨相比，华裔新生代接受了传统中国教育，尊崇爱国爱家的价值理念，在传播意愿上，具备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如留学生A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随着全球化和濡化的深入，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否能够持续，尚不能在本研究中予以解答，这正需要及时的研究与细致的工作加以弥补。

（2）现实传播能力：自强不息，心态包容，视野开阔，自我认知准确。华裔新生代的群体特征决定了华裔新生代具备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现实可能性。这代人依旧保有祖辈创业时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是他们具有更加广阔的跨文化经历，心态更加包容，视野更加广阔，在对自己的了解和对自己未来的展望上，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自我认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华裔新生代取得事业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因素，这些华裔新生代丰富的跨文化经历，他们既了解所在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现实，这种经历以及相伴随的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不仅让华裔新生代在传播内容上更有说服力，在讲述真实中国的时候，更具备客观和全面介绍中国的可能性，而包容的心态会让华裔新生代包容受众偏见和误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处理负面的反馈信息，实现有效传播，华裔新生代走出了唐人街，与当地人的接触和交流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亲密，这是公共外交与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资源，应该被发掘和利用，如越南留学生A认为出于交流信息的需要而加强与当地年轻人的交往。所以在现实传播能力上，华裔新生代具备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3）潜在传播能力：华裔新生代的潜在影响力。按照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精英效果理论”，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对大众舆论具有较强的引导性和疏导力”，更容易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因此，政府会通过交流项目与他国的精英人物“建立关系”，而绝大多数“关键”的精英人物能够推动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32]。目前，华人在海外社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据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估计，海外华人资产为2万亿美元^[33]，而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规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全球^[34]。除此之外，海外华人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不容低估^[35]。多数华裔留学生在外完成学业后会回国发展，由于继承祖辈们的影响力，再加上华裔新生代所具备的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其事业成功在宏观上不存在很大障碍。华裔留学生以其在校期间的优秀表现，如B在没有汉语基础的情况下，两年内娴熟掌握汉语，而且成绩优异，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他们回国后，能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事业，成为他国的“精英人物”。正是因为华裔新生代的潜在影响力，挖掘在中国公共外交上的潜力显得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