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ullion）于1965年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目的是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以及外交使者与驻外记者的联络等三方面内容^[1]。在Gullion的概念中，能够从事公共外交的主体包含了政府、利益集团、外交使者和记者等，这是一种精英外交理念的表达。自此之后，关于公共外交承载主体的争论不断，有人主张将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度间的民众交流也纳入到公共外交的范畴内，如Manheim认为的“人民对人民的涉外活动也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2]，而且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与公共外交职能实际承载群体一样在不断扩大。最近，美国官方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测验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扩大美国政府、公民与国外公众的对话，减少他国公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形式^[3]。该定义将国际交流等纳入到公共外交范畴之中，民间交流也被纳入其中。另外，尼古拉斯·卡尔撰文《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中将“公共外交需要人人参与”做为第七条法则陈列出来，将公共外交主体的范围扩大至“该领域工作、领取工资支票的人”之外，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公民外交’和友好城市等‘民间公共外交’的贡献”，认为“公民对公共外交官想要向世界展现的信息或形象具有推动作用。”当然，卡尔将公共外交承载主体的范围限制到了“公民”范畴之内^[4]。

魏先鹏和安然

国内关于公共外交基本概念的争论有着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类似的轨迹。我国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对基本概念仍争论不断。赵可金将公共外交分为由政府直接出面的“公共外交”、政府委托媒体开展的“媒体外交”和由政府支持、教育文化部门出面实施的“文化外交”，这一分类方法侧重政府的作用，目标是“塑造政府在其他国家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国家形象”^[5]，明显将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即“民间外交”）排除在公共外交范畴之外。而赵启正则认为公共外交包括“民间外交”^[6]。公共外交是政府—政府—民众—民众四者之间的互动，除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是精英外交之外，政府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流动关系都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7]。而“民间外交无疑对于增加一国在国外的知名度、好感度等（软实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民间外交能否划入公共外交的范畴内，目前学界对此尚无定论。”^[8]

梳理公共外交的发展及争论，可以发现关于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争论是公共外交争论的核心之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谁是传播者”是核心分歧之一。贾付强在研究公共外交成果和分歧之后总结到“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或是各国政府与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行为体，而另外一些学者对政府是公共外交的主体没有异议，但认为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起到公共外交作用的、无政府背景的非政府行为体和个人也是公共外交的主体”。^[9]从公共外交的功能和目标出发考虑，公共外交的功能主要有实现国家利益^[10]、影响海外民众倾向^[11]、增进海外民众对本国的了解和理解^[12]，影响世界公众舆论^[13]等，综合考虑公共外交的功能和目标，民间外交能够有效地传播一个全面、客观的中国，促进外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与支持，“塑造在其他国家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国家形象”^[14]，理应划归到公共外交的范畴之内。

从我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2009年7月17日胡锦涛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15]，为进一步配合中国的总体外交，有关部门于2011年提出了“侨务公共外交”的新概念。金正昆、臧红岩在《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探析》中认为“随着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速，在中华文化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作用下，海外华人华侨将成为中外交流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与此同时，海外华人华侨随着自身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善，已日益融入其居住国的主流社会。”^[16]根据中国新闻课题组2008年发布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到2008年，全球华人华侨约有4800万，仅比26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低”^[17]，所以“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将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国家形象以中华文化的独特视角准确而清晰地向国际社会进行介绍、说明、推广与展示”^[18]，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按照金正昆、臧红岩认为的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主要是指对中国较为了解与友好的海外华人华侨，那么分布于各高校中的华裔留学生可能成为公共外交主体，为区别于其父辈，我们将之称为华裔新生代。(www.daowen.com)

本文以华裔新生代能否成为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作为主要研究问题，力图考察华裔新生代自身具备的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因素和障碍性因素。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问题1：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可能性因素有哪些？

问题2：华裔新生代是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