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历来被人视为庞杂之书。戴望在《管子校正·管子文评》中就突出表现了这一看法，如引宋代叶适说“管子非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又引宋代黄震《东发日钞》说“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又引周端朝《涉笔》说“管子一书，杂说所丛”。[5]近人也多有类似的各种说法，如郭沫若认为“《管子》书是一种杂脍”，“它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6]冯友兰则说《管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7]。总之，他们否认《管子》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世人对诸子学派的划分始于战国末年而定型于汉代。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首次将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东汉班固据刘歆《七略》编《汉书·艺文志》，又增加纵横、杂、农、小说四家。由此以后，诸子十家成为人们划分诸子学派的基本模式。而《管子》一书明显难以对号入座，所以，关于《管子》一书所属学派的问题，历来模糊不清。历代官修史志先将其列入道家，又改列法家，对其所属学派的问题认识不一。如以上所说，有些学者认为《管子》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因而又有“杂家”之说。

近年来，随着对《管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普遍认为《管子》是管仲学派的著作，“《管子》是管仲学派代代积累的论文总集，既有管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又有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8]。《管子》一书具有突出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限门派，兼容并包。《管子》与各思想流派的著述不同。各思想流派由于创始者都是思想家，各有其思想主旨，其弟子后学继承、阐发其思想，从而形成某一思想流派。这些流派都带有自身的鲜明特征，如儒家崇礼义，尚仁政；道家法自然，尚无为；法家重法制，贵赏罚，等等。而管仲是贤相，他的影响力主要不在于思想学说，主要在于实践成就，因而，后来的管仲学派主要不在于传承管仲的某一思想观点，主要在于总结、发挥管仲的治国争霸经验。管仲展现出来的历史风貌与思想家迥然不同，这决定了其后学编著的《管子》与一般诸子书有根本的不同。

管仲是春秋初期的历史人物，而诸子百家在春秋末期才开始逐渐形成。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势必早就有研究其治国经验的管仲后学，特别到了战国初期稷下学宫出现之后，出于齐国政权的提倡和齐国文化传统的需要，对管仲的研究应该是稷下学宫的热门学问，从现存《管子》中保存有学则《弟子职》来看，《管子》应该是稷下先生们讲授的重要内容。种种迹象表明，管仲学派在战国初期即已形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中了。

如前所述，管仲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不是以某一思想为宗，而是以管仲其人为宗，凡是仰慕管仲并进而搜集其言行事迹、总结其经验贡献、发挥其思想观点的学者都属于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并不排斥哪一思想流派，因此，管仲学派中也有其他思想学派的学者。

管仲学派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管子》书的鲜明特点，即超越了战国时期某一思想流派的局限，对其他各种思想流派有着无限度的兼容并包。

这一特点在《管子》书中表现得极为突出。《管子》一书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及重视礼义教化等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刘向《管子书序》云：“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可见，刘向认为《管子》为儒家著作，起码是以儒家为主。《管子》一书还体现了道家思想，学界公认《心术》上下、《白心》及《内业》等是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即将《管子》著录道家，可见汉代时人们一般将《管子》视为道家著作。《管子》书中有较多阐发法治的篇章，如《七法》《法禁》《重令》《法法》等，后来官修史志将《管子》著录为法家，可见《管子》书中的法家思想也非常突出。此外，《幼官》《四时》《五行》诸篇一般被认为是阴阳五行之学。

以上所举是就整篇文章而言的，实际上，就一篇文章的内容而言，通过某些段落、某些词语也可以看出某些思想流派留下的痕迹，如《禁藏》篇最后一段论述“谋功”的五种方法：

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

所列举的五个方面全部属于阴谋诡计。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轻重甲》篇：

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管仲纵然善谋，但在春秋初期，管仲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对诸侯“结之以信，拘之以利”，强调“义于名”，不应如此崇尚阴谋。此语当出于战国时期纵横家一类的后学。

（二）切合实际，经世致用。与其他思想学派侧重于坐而论道不同，管仲学派更侧重于总结、发挥管仲的成功经验，更注重贴近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管仲学派的这一特点是由管仲这一人物的特性决定的。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的卓越建树使人无法用传统的九流十家来确定他属于哪一家，无论说他是道家还是法家，都是就他某一方面的特点而言，绝对不能反映他的全貌，因此都不全面。近年来，或以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家等现代称号称之，他几乎是这些所有能想到的称号的叠加，但总感觉还不够贴切。因而有学者把管仲称为经略家。[9]

《左传·昭公七年》载：“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所谓“经略”，经是经线，略是疆界，引申为治理国家，所以杜预注为：“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因此，经略的基本意义是治理国家，但不是凡治理国家的人都可称为经略家，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卓有建树的帝王或卿相才称得上经略家。经略包含的第一层基本意义是擅长策划国家大事。这一点在管仲身上体现得极为突出。管仲作为齐国的百官之长，确定了齐国改革的方案、尊王攘夷的争霸战略及“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对外交往原则，显示了管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雄才大略。经略包含的第二层基本意义是功业卓著，有遇变不惊、举重若轻的非凡能力。这一点在管仲身上也体现得非常突出。齐国南征强楚，北伐戎狄，平戎于周室，纵横捭阖，正如古人所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正是管仲之力，显示了管仲入相出将的非凡才干。经略包含的第三层基本意义是具有超人的智慧，多谋善断。这在管仲身上也有很突出的体现。管仲“贵轻重，慎权衡”，善于“转祸而为福”：北征山戎，失道迷路，管仲说老马识途，让人随马后，最终走出困境；齐、鲁约定共伐山戎，但鲁国失约，管仲不仅不去责罚鲁国，反而献戎俘于周公之庙，使鲁国以后坚定随齐征伐；齐、鲁柯之会，曹沫劫盟，管仲借机返还侵地，通过取信于鲁而取信于天下；齐桓公因私伐蔡，管仲因袭蔡转而伐楚，责楚不向周室纳贡，使这次军事行动由泄私愤行为转为尊王室行为……这显示了管仲随机应变的超人智慧。

管仲经略家的身份决定了管仲学派的思想核心是经世致用。《管子》书记述管仲的生平事迹，总结管仲治国争霸的经验，阐发管仲经世治国的思想观点，从而展现了经略家思想学说的突出特点，即切合社会实际，以经世治国为核心，研究治理措施，阐发管理思想，简而言之，即经世致用。(www.daowen.com)

《管子》书中的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思想都十分明显，但这些思想不是杂丛，也不是互不联系的“杂说所丛”或“杂脍”。《管子》书也不是“零碎著作的总集”或“稷下学宫的学报”。其蕴含的各种思想都串联着一条主线，这就是管仲学派的思想核心，也就是经世致用，可以说，《管子》之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的特点在《管子》书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刘向《管子叙录》用“富国安民，道约言要”概括《管子》书的特点。明代赵用贤《管子书序》云：“古今递迁，道随时降，王霸迭兴，政由俗革。吾以为周公经制之大备，盖所以成王道之终。管子能变其常而通其穷，亦所以基伯道之始。”[10]周公为王道之终，管子变其经制，成霸道之始。可见，经世致用是《管子》全书的精髓。如《轻重》诸篇，其主旨是论述轻重之术，涉及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但主要是经济理论。近来学者多认为《轻重》诸篇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或认为出于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吴楚七国之乱实际上是地方经济势力强大即汉王朝在经济上的分散造成的政治上的割据和混乱。七国之乱后，人们探求改变旧制，于是出现了一批研究管子轻重之术的文章。或认为出于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管理经济之后。桑弘羊推行盐铁酒专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增加了国家收入，使汉朝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一批阐发管仲轻重之术的文章。无论是说产生于景帝时，还是说产生于桑弘羊经济改革时期，都说明了《管子》一书与社会管理的紧密联系，都反映了经世致用的突出特点。

（三）百科全书，全面细致。《管子》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凡是国家事务几乎无所不包，极为全面细致，是经世致用的百科全书。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内容是《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自不必赘述。其他方面的内容也非常突出，如教育，《小匡》篇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职业教育最早的体制设计；《权修》篇说“乡置师以说道之”，即在各乡设置官员负责教育引导工作。最引人注目的是《管子》充分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权修》篇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一书对教育的认识，就是在今天看也不落伍。

《管子》书中还有一些专题性文章，论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管理问题，涉及面之广泛让人不禁大为惊叹。如《地图》篇论述作战地图的重要性，《侈靡》篇论述消费对经济的正面意义，《度地》篇论述城乡建设和治水，《地员》篇论述土地和农作物统计，《弟子职》篇是一篇学生守则，《海王》篇论述盐铁专卖，等等。我们说，这些篇目涉及的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称得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相关专业的第一篇专论文章。

同时，就每一方面的内容而言，论述往往非常细致，如在论述国家理财方面，《巨乘马》《乘马数》《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等都是论述国家理财的方法，但又各有侧重。《巨乘马》篇强调国家通过信贷控制物价来理财，《乘马数》篇强调通过加强计算筹划来实现理财，《山国轨》篇则从国家汇总、掌控经济信息的角度论述理财，《山权数》篇强调以权变的方法理财，《山至数》篇侧重于探讨理财的最佳方法，《地数》篇侧重于探讨通过垄断自然资源理财，等等。各篇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又细致。

[1]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自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页。

[2]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3]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

[4]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页。

[5]戴望：《管子校正》，中华书局1978年版。

[6]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552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8]王德敏、刘斌等：《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9]王德敏、刘斌等：《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15页。

[10]戴望：《管子校正》，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