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在校书时将《管子》定为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隋书》改篇为卷，《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八卷，《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著录为二十四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自刘向编定之后，《管子》在流传过程中，虽然卷数有所变化，但包括的内容没有变化，卷数增多，应是包括了注文所致。另外，到编写《四库全书》时，原来的八十六篇已经亡佚十篇，只有七十六篇了。

亡佚的十篇有目无文。这十篇是《王言》第二十一、《谋失》第二十五、《正言》第三十四、《言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问霸》第六十二、《牧民解》第六十三、《问乘马》第七十、《轻重丙》第八十二、《轻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的八十六篇分为八类，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言》十三篇、《管子解》五篇、《轻重》十九篇。至于《管子》一书为何被分为以上八类，何时何人所分，各篇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均不见古人记述。

（一）《经言》部分，含《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图》，共九篇。

《牧民》篇，含“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六亲五法”五个部分，论述了治国、治民的基本原则。《史记·管晏列传》所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等语全部见于该篇。《牧民》篇被公认为是出现较早的篇章，或认为是管仲遗著，或认为成于春秋时期。《牧民》篇汇集了管仲关于治民的言论，既强调富民对治民的决定作用，又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意义，而治民的核心在于令顺民心、因民为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管仲的民本思想。此篇可以说是《管子》之政治思想的核心。

《形势》篇，一名《山高》。《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列举的《管子》的篇目即有该篇。形为形态，势为趋势，形势就是在不同状态下的发展趋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此篇的核心在于探讨势之必然，顺应发展规律，真实地反映了管仲贵轻重、慎权衡的处世方法。

《权修》篇，重点探讨了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该篇提出了设立官长、强国富民、赏罚以信、取民有度、重视粮食生产、培育人才、礼义教化、重法令等措施，从中可以明显看到管仲治国的经验。

《立政》篇，其核心在于探讨国君如何为政，含“三本”“四固”“五事”“首宪”“首事”“省官”“服制”“九败”“七观”九个部分。“三本”是论任人的三个原则，即德、功、能要与位、禄、官相称；“四固”是说用人应该注意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如何用人属“安危之本”，故称四固；“五事”论说富国的五个方面的大事；“首宪”是论说在设置官吏、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岁首公布法令；“首事”说举事之前必须先公布法令，法令在先，故曰首事；“省官”是强调明确官府职能，整肃吏治；“服制”是确定臣民服饰乘车的等级制度；“九败”是说制止危及国家的各种异端邪说；“七观”是提出七个方面的工作目标或者说是工作努力方向。

《乘马》篇，乘是计算，马是计算之筹码，乘马为筹划国家大事。该篇含“立国”“大数”“阴阳”“爵位”“务市事”“士农工商”“圣人”“失时”“地里”九个方面，涉及都城建设、君臣之道、土地政策、市场作用、农业管理、抓住时机、城市布局等。本篇内容或论说过于简略，或内容与小标题不完全相符，其内容当有所佚失。

《七法》篇，主要论说治国、治军的七项基本原则，含“七法”“百匿”“为兵之数”“选陈”四个部分。该篇先提出“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七法，然后逐一解释，并强调七法的重要意义。“百匿”论说“百匿”“奸吏”“奸民”“贼盗”给治国、治军带来的伤害；“为兵之数”论说治军、用兵的规律；“选陈”论说用兵的基本原则，如先计而后战、早知敌、遍知天下、设耳目、用兵神速等。因此，该篇是重要的军事作品。

《版法》篇，版是书写用的木板或竹板，古人将法令写在上面，故称版法。本篇所论为临政治国之大要，语句简洁，但含义深刻、概括性强，与“版法”之称相合，当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内容。

《幼官》篇，据学者研究，“幼官”当为“玄宫”之误，玄宫指君王宣明政教的宫室。该篇叙述宫室的方位，共分十个部分，每一部分先写不同时节应该遵守的规定，强调效法自然，然后叙述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

《幼官图》篇，据标题文意，应为上篇的图解，原图可能早已失传，现存全为文字，且与《幼官》重复。

按照古人编辑的惯例，尊称师说为经言。《经言》在子书中，一般仅包括老师自著或老师语录，而弟子所作不能称为经言。按此推论，《管子》的《经言》部分应该与管仲有直接关系，如《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版法》等，尽管也经过后学整理，但一般认为与管仲所说或管仲的思想相去不远。

（二）《外言》部分，含《五辅》《宙合》《枢言》《八观》《法禁》《重令》《法法》《兵法》，共八篇。

《五辅》篇，首先提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政不可不慎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义、礼、法、权五项治国措施，“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然后逐一论述，强调“德不可不兴”“义不可不行”“礼不可不谨”“力不可不务”“权不可不度”。在实施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后，君主要“强本事”“用有能”“薄税敛”，如此，“民可使富”“民可使治”“民可使亲”，这三者是霸王之事。该篇结尾与“人不可不务”相呼应，观点突出，结构完整。

《宙合》篇，古往今来谓之宙，合为六合，上下东西南北谓之六合，宙合即包罗天地在内的大时空。该篇主要论述天地人之道，前为经，后为解。经文极为简短，有如格言，含蓄深邃。解文逐句解释，体现了领悟自然、效法自然的精神。

《枢言》篇，枢即重要的关键性部位，枢言指至关重要的言论。该篇是一组格言警句，以“管子曰”开篇，从总结“先王”经验的角度，以汇集语录的形式阐述经世治国的道理，文字简约，内容丰富，含义深刻。郭沫若认为该篇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1]

《八观》篇，论述观察兴亡的八个方面，即“行其田野，视其耕芸”，可知“饥饱”；“行其山泽，观其桑麻”，可知贫富；“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可知侈俭；“观台榭，量国费”，可知虚实；“入州里，观习俗”，可知治乱；“入朝廷，观左右”，可知强弱；“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兴灭；“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可知存亡。从这八个方面的论述中，可见该篇重视实际观察，注重调查研究，并强调是否惠民、富民是国家兴灭存亡的关键。

《法禁》篇，强调法治的严肃性，“法制不议”“刑杀毋赦”“爵禄毋假”，“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该篇强调君主统一立法、臣民守法。其中的十八条“圣王之禁”正是《法禁》的主体内容。该篇强调法治，突出体现了法家思想。

《重令》篇，强调法令的重要性，开篇即提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然后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论述，突出强调了令行禁止的重要性，反映了突出君权、重视法令的法家思想。

《法法》篇，强调依法治国。法法二字，前一个法是动词，指依法行令；后一个法是名词，指法度本身。该篇开篇即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并说“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强调君主自身守法、依法办事是推行法令的关键。该篇强调执法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君主要带头守法，“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兵法》篇，论述了治兵、用兵之法，是《管子》书中重要的军事作品。该篇提出“兵权”的观点，即权衡用兵得失，“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该篇还提出了“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观点。

《外言》篇，当为阐发管仲遗说的文章，大部分篇章如《五辅》《八观》《法禁》《重令》《法法》《兵法》等，都应该是这一类型的作品。但是，《宙合》前经后解，属于“管子解”一类的文章，《枢言》是语录体，与其他篇章的文体极不一致。

（三）《内言》部分，含《大匡》《中匡》《小匡》《王言》《霸形》《霸言》《问》《谋失》《戒》，共九篇。其中《王言》与《谋失》二篇已亡佚，现存七篇。

《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是管仲的三篇传记。郭沫若怀疑“匡”乃“簿”之假，簿同于简，《大匡》盖齐官书，二尺四寸简书，《中匡》《小匡》为私家著述，《中匡》一尺二寸简书，《小匡》八寸简书，“简制有长短，而内容亦有出入”[2]。《大匡》记载管仲事迹始自齐僖公时，所记时间最长，文字古朴，所记管仲事迹多与《左传》《国语》不同。学者一般认为《大匡》篇编写的时间比较早，应该在春秋时期。《中匡》篇所记比较简单，仅记录了管仲与齐桓公谋划对外用兵的事情及齐桓公斋戒十日宴请管仲的故事，远比《大匡》《小匡》两篇简略。《小匡》篇所记始自齐桓公向鲁国索要管仲，比《大匡》篇晚，但所记管仲改革内政、寓兵于民等事迹比《大匡》篇更为详细。《小匡》篇的内容基本与《国语·齐语》相同，学者一般认为《小匡》篇晚于《国语·齐语》。

《霸形》篇，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成霸的故事，题目似乎与下篇误倒，该篇以记言为主，内容是争霸方略，故标题“称为‘霸言’，亦恰合文意”[3]。

《霸言》篇，文章以“霸王之形”开篇，题目应作“霸形”。形即状态、态势，霸形即论述争夺霸王应该具备的状态。该篇提出“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必先布德诸侯”“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理乱在上”“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等观点，涉及内政、外交、善抓机遇、重视谋划、抢占优势等诸多方面。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篇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突出体现了人本思想。

《问》篇，是一篇社会调查提纲。文章开篇提出“凡立朝廷，问有本纪”，强调社会调查要有根本原则，这对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至关重要，是“霸王之术”；然后一一列举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到细致。

《戒》篇，记载了管仲劝诫齐桓公的事迹。该篇记载了管仲在病重时劝谏齐桓公驱逐小人，齐桓公不听管仲劝告，最终因重用易牙等人而死而不葬的事情，流传甚广。

《内言》部分主要记载了管仲的言行事迹，除《霸言》篇是论说文、《问》是调查提纲，其余各篇均记述了管仲的事迹。

（四）《短语》部分，含《地图》《参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称》《四称》《正言》《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四时》《五行》《势》《正》《九变》，共十八篇。其中《正言》已亡佚，还剩十七篇。

《地图》篇，是一篇军事论文，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审知地图”的重要性，二是“主兵必三具”，即“主明、相知、将能”。

《参患》篇，主要论述军事。全文计有四段文字，首段论君主不可猛毅，不可懦弱，应参乎二者之间，这或许正是“参患”之本意。后边三段论述用兵：其一，论述兵的重要性，认为“兵者尊主安国之经”；其二，论述战争消耗巨大，主张先计而后兵；其三，提出全面备战的观点，“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

《制分》篇，主要论述军事。全文共有三段，前两段论述军事，第二段提出了“遍知天下”的观点，第三段提出“制天下有分”。本篇篇名可能取于第三段。

《君臣上》《君臣下》，是两篇政治论文，主要论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以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涉及诸多政治问题，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如“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强调“与民为一体”，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小称》篇，记载了管仲规劝齐桓公的言论和事迹。该篇记载的管仲病重之时劝说齐桓公逐易牙等人，但齐桓公后来重新重用易牙等以至于身死不葬的事情，与《戒》篇所载为同一事，但细节更为详细，可互为补充。此记载流传甚为广泛，《吕氏春秋·知接》《史记正义》等皆有相同的记载。

《四称》篇，以管仲与齐桓公对话的形式，论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及有道之臣、无道之臣的表现，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故为“四称”。

《侈靡》篇，是一篇重要的经济学论文，论述了消费对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促进生产、解决就业的重要意义。在尚俭的传统思想下，提倡消费，可谓独树一帜。(www.daowen.com)

《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三篇与《区言》中的《内业》篇，为哲学论文，主张修养内心、蓄养精气、虚静无为、去除嗜欲、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等，是稷下黄老学派的著作。《心术上》为前经后解，《心术下》与《内业》相同，但比《内业》简短。《内业》篇提出了“气”与“精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诸篇指出精气不仅是物质实体，而且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精气不断运动、相互结合的结果，所以，精气不仅是物质之源，也是精神之源，精气是一切之本原。诸篇还提出了“静因之道”的认识论，认为“修身静音，道乃可得”，“思索生知”，“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可见“静因之道”的认识论就是“修身静意”，排除一切成见，完全客观地把握事物的规律。郭沫若在《宋钘尹文遗著考》中指出以上四篇及《枢言》是宋钘尹文遗著[4]。此说影响甚大，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现在一般认为它们是稷下黄老学派的著作。

《水地》篇，是一篇哲学论文，主要论述水，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的思想，认为万物皆由水构成，表现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文章开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该篇论说了水与地的关系，故称“水地”；但主要论述水，尽管说地是万物本原，但水是地之血脉，故又称水是万物之本原。

《四时》《五行》两篇是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作品。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强调刑德要合于四时，“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五行》篇将一年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时段，每段七十二天，施政与五行相配，强调“人与天调”。

《势》篇，是军事论文，以论述军事规律为主。

《正》篇，是政治论文，行文简短，仅有两部分。前一部分先解释刑、政、法、德、道的内涵，还论及五者相互补充，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后一部分论述识人、用人的方法。这两个方面是正确行政的根本，因而以“正”为名。

《九变》篇，是一篇军事论文，篇幅简短，主要列举参战者能够“守战至死”的九种因素。

该部分以“短语”命名，顾名思义，应为短语连缀成篇。上述部分篇章符合这一特点，如《参患》《制分》《小称》《四称》《势》《正》《九变》等。但有些篇章是篇幅较长、结构完整的论文，如《君臣》上下、《侈靡》《心术》四篇及《四时》《五行》等，显然与“短语”之称不合。

（五）《区言》部分，含《任法》《明法》《正世》《治国》《内业》，共五篇。其中《内业》篇已在《短语》部分介绍，不再赘述。

《任法》篇，强调依靠法度治理国家，体现了重视法治的法家思想，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如“任法而不任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等等。

《明法》篇，强调修明法度，反映了法家思想。该篇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强调法度至上，“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二是坚持按法办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不“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而“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文章尽管简短，但观点极为鲜明，极具有启发意义。

《正世》篇，强调以法治国。该篇与其他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论述立法，首先强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法，提出了立法的一些原则，如厚赏重罚、“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为天下致利除害”、“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等。

《治国》篇，是一篇强调重视农业生产的政治论文。开篇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然后论述“粟多则国富”，从而强调田垦，最后得出结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三国志·司马芝传》载司马芝的奏章中有“《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之语，说明在三国时，《治国》就在《区言》部分。

“区言”当为重要言论之意。从所存篇章来看，《区言》部分所论涉及立法、明法、任法以及重粟等，确实均为治国的大问题。

（六）《杂言》部分，含《封禅》《小问》《七臣七主》《禁藏》《入国》《九守》《桓公问》《度地》《地员》《弟子职》《言昭》《修身》《问霸》，共十三篇。其中《言昭》《修身》《问霸》已亡佚，现存十篇。

《封禅》篇，记载了葵丘之会齐桓公欲封禅而被管仲劝止之事。此事又见于《史记·封禅书》。

《小问》篇，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的问答，大到治国，小到马厩，共十四件事。

《七臣七主》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七种类型的君主，第二部分强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论述君主治国的要求，第三部分列举七种类型的大臣。

《禁藏》篇，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因首句为“禁藏于胸胁之内”，取开头二字为篇章名。该篇涉及自制修身、依法办事等，强调治民要“圉之以害，牵之以利”，主张将“得天之时以为经，得人之心以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作为“国之本”，等等。该篇还提出了谋敌制胜的五种手段，涉及反间计、离间计、美人计等。

《入国》篇，记述了“九惠之教”的内容。

《九守》篇，记述了君主应该坚守的九个方面的原则，言简意赅，耐人回味。

《桓公问》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列举黄帝、尧、舜、禹、汤、武王等历代明君的纳谏措施，建议桓公建立啧室之议制度。

《度地》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如何治理水患（除开头一段讨论“度地形而为国”），是我国古代关于治水的文章。

《地员》篇，记述、统计各种土地的土质以及适宜种植的作物，分类非常细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弟子职》篇，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学则，可谓我国古代第一部学生守则。

该部分以“杂言”命名，当是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杂，不属于治国要旨；二是文体杂，所记又散又短。因此，杂言类似于杂记。除《禁藏》篇，《杂言》部分其余诸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七）《管子解》部分，含《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共五篇。其中《牧民解》已亡佚，现存四篇。该部分全部为解文，与《宙合》等经与解合为一篇不同，系解文独立成篇。

（八）《轻重》部分，含《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轻重庚》，共十九篇。其中，《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已亡佚，现存十六篇。

《巨乘马》篇，又作《臣乘马》《匡乘马》。乘马是计算筹划的意思。该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通过控制物价来理财。耕种时国家给予贷款，收获之时谷贱，用谷偿贷；谷价上涨后，再用谷换取器械。如此，国家富足，而“无籍于民”。

《乘马数》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通过加强计算筹划、控制物价与流通、调整税收进而实现理财的目的。

《事语》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国家的财政政策，即不能奢侈散财，而要积蓄聚财；不能依靠诸侯，而要靠自己之国家积财。

《海王》篇，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提出“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即实行盐铁国家专卖制度，寓税于价，未征税，但无人不纳税。

《国蓄》篇，主要论述国家控制经济，重点是增加国家储备，由国家控制物价、调整余缺。有些观点很精辟，如“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等等。

《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四篇皆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国家理财的方法，与《巨乘马》《乘马数》两篇的基本观点相同，然而各有侧重。《山国轨》篇强调汇总经济信息、掌控物资需求，进而控制物价，由国家鬻贵买贱，即使不征税也能使国家富足，还论述了如何成立专门的机构以及如何开展工作。《山权数》篇强调按照实际变化，以权变的方法理财。《山至数》篇侧重于探讨理财的最佳方法。《地数》篇探讨利用自然资源理财，提出实行盐专卖政策，与《海王》篇内容重复。

《揆度》篇，是一篇综合性强、论述比较全面的经济学论文。开篇提出“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历数各代贤王均以轻重为天下。该篇还提出利用阴阳与权、衡、规、矩、准治理国家；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重罚；国家利用物价涨跌而不利用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国家用垄断手段储备粮食，控制经济，平抑物价，“富能夺，贫能予”；运用权变之术，“治权则势重”；运用统计手段，控制本国及邻国物价；通过调查、统计、视察，奖勤罚懒，并保证农民的收入，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由国家控制余缺，防止奸商暴利，等等，涉及诸多方面，但以论述经济为主。

《国准》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经济论文，其特别之处不在于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主张，而在于提出根据发展变化情况调整政策。首先提出“视时而立仪”，即根据时代特点调整政策，然后提出“请兼用五家而勿尽”，即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能全部照搬，体现了在继承中创新的思维方式，最后的结论是“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即不留恋过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五篇皆以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轻重之术，以经济问题为主，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其中，《轻重甲》篇涉及最广泛，如开头部分即论述“轻重有数”可“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可见，轻重是经济手段，也是政治手段；继而论述商汤战胜夏桀取得天下，可见轻重又是取得天下的手段；继而又论述“五战而至于兵”，所谓“五战”指“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即在经济、谋略等各种优势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再用兵，如此，轻重又是重要的军事手段。《轻重戊》篇在内容上也有特别之处，即多论述将经济手段用于征服他国，如服鲁，服莱、莒，服楚，服代国、衡山国等。其他各篇涉及的内容不如《轻重甲》篇丰富，观点基本相同，内容甚至语句时有重复。另外，各篇章记述特点相同，都是以桓公与管仲的对话形成段落，段与段之间在内容上没有联系，属于杂记体裁，但记述中心明确，皆为轻重之术。

《轻重己》篇与上述《轻重》诸篇不同，从内容上看，记述天子在春夏秋冬四季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发布不同的政令，即所谓的“时政”，与轻重之术关系不大；从体裁上看，不是桓公与管仲的对话体，即不是杂记的形式。

《轻重》部分（除《轻重己》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轻重”理论，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但在经济方面最为突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管子》一书蕴含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