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管子》全书86篇而言，从春秋时期即有大量记述，直到刘向编定，可见《管子》一书的成书过程十分漫长。战国时期已有《管子》一书。由于其大部分篇章产生于稷下学宫中，编写与讲授往往又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使《管子》书的部分篇章具有编写后即通过讲授而传播的特点。齐宣王时，稷下学士曾达数百千人，其中研习《管子》的学士也肯定不少，这种传播方式无疑又进一步促进了《管子》书的广泛流传。

《管子》书在出现后对当时的思想家特别是来到齐国的学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孟子。尽管孟子因为追求王道的政治思想，认为管仲的霸业不足道，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又的确受到《管子》的影响。我们通过比较《管子》与《孟子》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比如在君与社稷的关系上，《管子》一书强调社稷为上，《管子·大匡》载管仲云：“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这种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为孟子所发展。《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实际上是对管子思想的发展。再如在施政原则上，《管子·牧民》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而《孟子·离娄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的施政主张显然受到了管仲因民为政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施政思想的深刻影响。再如在土地政策上，《管子·乘马》强调“地者，政之本也”。而《孟子·滕文公上》也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管子》《孟子》都强调均地，尽管均地的方式有所不同，《管子》强调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孟子》强调的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但“地可以正政”的思想是一致的。又如在经济政策上，《管子》强调士农工商四民分业，重视工商，将工商与士农并列。《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而孟子也强调社会分工，重视工商。《孟子·公孙丑上》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使士愿立于朝，使商愿藏于市，使农愿耕于野，这与《管子·小匡》中的“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极为相似。另外，《孟子》书中的“关，讥而不征”与《管子·小匡》中的“使关市几而不征”如出一辙。

从孟子的事迹记载来看，孟子曾经长期在齐，熟知齐国历史，对管仲治国的思想和事迹也应该非常熟悉，并且他又多与齐国君王谈论时政，受到《管子》的影响是必然的。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稷下先生鲁仲连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聊城燕将书中评论管仲说：“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鲁仲连以管仲的价值观劝说燕将不要执迷不悟、死守孤城，这说明管仲的思想个性为人们所熟知且具有较大的影响。

《韩非子·五蠹》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一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管子》一书在此时已经成为言治的重要著作，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并且流传极为广泛，已经到了“家有之”的程度。《韩非子》中有直接引用《管子》一书的文字，如《韩非子·难三》七载：“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此语又见于《管子·权修》：“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再如《韩非子·难三》八载：“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此语又见于《管子·牧民》：“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以上两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词略有差异，显然是《韩非子》引用了《管子》。

《史记·管晏列传》载司马迁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司马迁所读的《管子》各篇除《九府》，其他各篇均见于今本《管子》。《史记·管晏列传》云《管子》诸篇章“详哉其言之”，“至其书，世多有之”，说明在汉初《管子》书已经极为流行，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司马迁才“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史记正义》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据此，或说《管子》的原本是18篇，很可能是战国时编成的《管子》原本在韩非那个时代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贾谊、司马迁等都读过这个原本。刘向校书时，将稷下学宫时形成的那些与管仲有关的作品统称为“管子书”，在去除重复后，全部编入《管子》，将《管子》由原来的18篇扩编为86篇，扩编后仍沿用原名，称为《管子》。[12]此说或为臆测之词。刘向校书时，搜集到的《管子》书相当复杂，“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重复篇章占到80％以上，可见版本之多。这是古时书籍流传的普遍现象，或是单篇流行，或是数篇一本，此有彼无，所以重复现象严重。另外，如果当时有一编定本《管子》，刘向不会不知道，但从刘向《管子叙录》所述来看，未见任何有关已经有一个编定本的痕迹。另外，《汉书·艺文志》载：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

《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删节而成的，而《汉书·艺文志》并未著录十八篇本《管子》。所以，在刘向校书之前，有没有一个《管子》定本流行，值得怀疑。

或说《史记正义》所引《七略》为《七录》之误，即不是刘歆的《七略》，而是梁阮孝绪的《七录》，十八篇为十八卷，是合篇为卷的结果。[13]

《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开始不称篇，改称卷，著录为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九卷。或许是序文单独成卷的因素，时有十八卷与十九卷之别。《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著录为二十四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其注旧题房玄龄撰，据晁氏读书志，盖尹知章作也。”[14]二十四卷与八十六篇只是卷数与篇数的不同，实际内容是完全相同的。由十九卷增至二十四卷，可能是因为书中增加了尹知章的注文，所以卷数随之增加。

至唐代出现《管子》注本。《新唐书·艺文志》：“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许多目录著作著录为唐代房玄龄注，实际上房玄龄未曾为《管子》作注，而是坊间为了引人关注，将尹知章注改题为房玄龄，借重房玄龄之名而已。郭沫若《管子集解·叙录》云：

以其姓名不著，“尹知章”三字自唐以来已被坊间窜改为“房玄龄”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杜佑《管氏指要序》云‘唐房玄龄注’。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知章也。”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亦云：“唐杜佑抄《管子》书为《指略》，《序》称房乔所注，而旧录皆作尹知章，文句无复小异。”[15]

所以，我们说，最早的《管子》注本乃尹知章注，房玄龄注原本就不存在。

尹知章注《管子》据《新唐书》载为三十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这说明到编纂《宋史》时，尹知章注《管子》已经亡佚十一卷。

宋代开始出现《管子》的刻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杨忱本。此本有杨忱序，有刘向进书序，题唐司空房玄龄注，书后有张嵲《读管子》一文。郭沫若认为杨忱在张嵲之后，张嵲《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己未”，即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只题大宋，不题年号，郭沫若分析这个甲申是元世祖二十一年，此时南宋已亡五年，所以，郭沫若认为“书盖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16]。而巩曰国在《〈管子〉版本述略》中考证杨忱在张嵲之前，是北宋时人，主要生活在宋仁宗时期，其序署“大宋甲申”，当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杨忱本原刻于北宋庆历四年，到南宋时，张嵲改正了其中的一些误谬，并作《读管子》附于书后，刊刻印行[17]，这便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杨忱本。该刻本原存北京图书馆，现有两种版本传世：一是光绪五年张瑛影刻本，一是民国八年（1919）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即《四部丛刊》本。现知宋刻本除杨忱本，还有蔡潜道墨宝堂本，但已不知去向。

明代版本众多，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刘绩《管子补注》本系统，一是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系统。赵用贤本以杨忱本为祖本，实际上与杨忱本为同一系统。

刘绩《管子补注》题房玄龄注、刘绩增注，是唐代以后在尹知章注的基础上的补注本，影响比较大。由于没有序跋，刘绩曾一度被认为是唐代人，而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中指出刘绩是辽人。而学者多认为刘绩是明代人。《管子补注》刊刻于明弘治年间。

《管子补注》本另有《四库全书》抄本传世。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9册收录此传抄本。

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与刘绩《管子补注》本为同一系统。中都指安徽凤阳，明代定为中都，因老子在亳、庄子在濠梁、管子在颍、淮南子在寿春，其地皆属中都所辖，朱东光与凤阳府知府张登云共同刊刻《中都四子集》，包括《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四书，所刻《管子》一书即采用了刘绩补注本。这一版本又被称为《中都四子》本。因此地设中立府，故《中都四子》本又称《中立四子》本，简称“中立本”。

《中都四子》本有《湖北先正遗书》影印本，该影印本又被影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

据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介绍，明刻本中有一无注古本，经考证与刘绩补注本为同一系统。刘绩补注本、《中都四子》本、无注古本等与杨忱本不是一个系统。

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影响最大。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刊刻于明万历十年（1577），书前有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赵用贤序、刘向《管子叙录》、杨忱序、张嵲《读管子》、《管子文评》等。《管韩合刻》本以杨忱本为母本，详加校定，并吸收了刘绩补注的内容，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阅读，成为明末以来最为通行的本子。后来的《二十子》本、《管子纂》、《管子榷》、凌汝亨朱墨套印本等皆以赵用贤本为祖本。

吴勉学《二十子》本《管子》刊于明万历年间，白文无注。

张榜《管子纂》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是《四子纂》（《管子纂》《韩非子纂》《吕氏春秋纂》《法言纂》）之一，是《管子》的删节评点本，以评语见长。该书又有《管韩合纂》本。

朱长春《管子榷》刊刻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在《管韩合刻》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评论内容，每篇开始有“评”，篇中有“通”，篇尾有“演”，即篇前有评点，篇中有随文注释，篇末有主旨论说。该书有两种影印本传世，一是齐鲁书社1995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凌汝亨朱墨套印本《管子》刊刻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其特点有二，一是以评点见长，二是朱墨套印。评语、注文、行间圈点为朱色，白文为墨色，朱墨相映。其评语大都采自《管子纂》《管子榷》。(www.daowen.com)

清代及清代以后，最有影响的版本是戴望的《管子校正》、郭沫若的《管子集校》。

戴望的《管子校正》初刊于同治十二年（1873），附有赵用贤刊刻《管子》时所作的《管子书序》、刘向的《管子书序》、潘祖荫为其所作的《序》，另有《管子文评》，摘录了刘勰、《汉书·艺文志》、傅玄、孔颖达、晁公武、苏轼、叶适等前人对《管子》的评论13条。本书在唐尹知章撰《管子》注本的基础上，据宋本校正，并重视吸收刘绩《管子补注》中的见解，采用多种刊本相互校对，注重吸收当时已有的各种校订成果，又通过各种类书及其他古书中的《管子》引文进行校勘，采获既广，更正甚多。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其收入《诸子集成》。这是民国以来最为通行的版本。

《管子》一书多古字，本为难读，经长期流传错伪颇多。戴望的《管子校正》是校勘《管子》的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

郭沫若的《管子集校》是在许维遹校释、闻一多补订的基础上完成的。《管子集校·叙录》云：“《管子集校》为已故许维遹教授所着手纂集，原名《管子校释》。许氏以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而加以扩充。凡在戴望以后诸家校释为许氏所见及者均为抄录，戴望以前者亦间有补遗。原著共十九册，约四十万字。”又云：“稿本三分之一业经闻一多教授参校，即自《牧民》至《幼官图》最初九篇及自《匡乘马》至《轻重己》最后十六篇。……自《匡乘马》以下十六篇又曾经孙毓棠氏参校，亦时有案语附列。”[18]郭沫若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管子》版本，用于校勘的《管子》之宋明版本有17种之多。他以宋杨忱本、刘绩《补注》本、朱东光《中都四子》本、十行无注古本和赵用贤《管韩合刻》本为底本，以其他版本为辅加以对校。他在校勘的过程中，对各个版本的流传做了系统研究，确定“刘本、无注古本、朱本为一系统”，“杨、赵及其他明刻，又另为一系统”，为校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充分吸收了前人对《管子》研究的已有成果，据《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引用历代著作42种。郭沫若将书名改为《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该书后来被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管子集校》虽然未录全文，但汇集了《管子》的主要版本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有赵守正的《管子注译》《管子通解》及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赵守正的《管子注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上册，于1987年出版下册。赵守正的《管子通解》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分上、下两册。《管子校注》为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于2004年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另外，199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华古籍今注今译丛书》，其中有李勉注译的《管子今注今译》。现今出版的《管子》类著作，以白话译文见多、见长。

另外，齐鲁书社于2014年出版的《历代管子版本丛刊》是对历代《管子》版本的第一次汇辑。全书共四册，选录了十四种重要的版本，为人们了解《管子》一书的版本提供了方便。

[1]戴望：《管子校正·管子文评》，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2]戴望：《管子校正·管子文评》，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3]关锋、林聿时：《春秋哲学史论集·管仲遗著考》，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188页。

[4]乔长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一·管仲》，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3页。

[5]刘建国、张连良：《管仲遗著及齐文化的历史地位》，《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61页。

[6]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7]［宋］叶适：《习学记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63页。

[8]《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9页。

[9]石一参：《管子今诠·旧序一》，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页。

[10]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自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

[11]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12]胡家聪：《〈管子〉原本考》，《文史》第十三辑。

[13]闻思：《〈管子原本考〉质疑》，《文史》第三十二辑。

[14]《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15]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16]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7]巩曰国：《〈管子〉版本述略》，《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

[18]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