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因管仲而得名。以人名书，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常见，如《孙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管仲名下有《管子》一书传世并非偶然。管仲辅佐齐桓公对内改革，对外尊王攘夷，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卓有建树。后人记录其言行，阐发其思想，总结其经验，从而形成了《管子》一书。

因为《管子》的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所以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就《管子》一书的编写者而论，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如下诸说：

（一）管仲自著说。有关《管子》的早期文献一般记载《管子》一书是管仲自著。如《韩非子·五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将当时流行的《管子》书称为管仲治国之法，认为出于管仲。《史记·管晏列传》载：“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司马迁也认为《管子》书出于管仲。刘向《管子叙录》载管仲“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论卑而易行”。刘向引《史记·管晏列传》中的话，但云“其书称曰”，显然也将《管子》视为管仲之作。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氏所著书篇名也”。司马贞亦认为此书为管仲所著。宋代的苏轼云：“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苏轼直接把《管子》称作“管夷吾书”。[1]而《汉书·艺文志》等史志著录《管子》，则直接将撰者标为管仲。

古人对诸子书作者的认定往往不那么严格，通常的做法是记录谁的言行、阐发谁的思想，就将之归入以谁命名的书籍之列。并且，一般将被记录、被阐发者视为作者。这是当时的通例，并非仅《管子》一书如此。如《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说的《晏子春秋》，以记录晏婴的言行为主，显然不是晏婴本人的著作，但司马迁还是说“既见其著书”，称其为晏婴的著作。当时，恐怕韩非、司马迁、刘向及史志的著录者等并非不清楚不是手著，只是遵从惯例罢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开始严格地以手著来确定作者。因此，人们根据《管子》书的一些特征，开始怀疑《管子》书的作者，于是就有人认为《管子》不是管仲自著的作品。

（二）部分为管仲自著说。有学者认为，《管子》书中有部分内容为管仲自著，其他部分是后人掺杂进去的。此说最早始于西晋傅玄。他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2]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管子》书中有部分管仲遗著。如关锋、林聿时认为“经言”九篇、“外言”中的《五辅》为管仲所著[3]；乔长路则认为《牧民》等26篇是管仲自著[4]；刘建国、张连良认为“《管子》中除《管子解》非管仲遗著和《短语》《内言》《外言》中有个别段落有后人窜入文字外，其余《经言》《轻重》和其他篇章多数为管仲遗著”。[5]

（三）后人著述说。否认《管子》书中有管仲自著的内容，认为完全是后人所作。如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6]宋代朱熹《朱子语类·战国汉唐诸子》云：“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后来，如清代章学诚及胡适、傅斯年等皆主张非管仲所作。

到宋代以来，叶适提出“《管子》非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7]。宋代黄震《黄氏日钞》云：“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黄震认为不仅《管子》一书不是管仲所作，而且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现代学者逐渐开始注重《管子》篇章的断代研究，提出了许多见解，认为《管子》书中的作品从春秋时期到汉代新莽时期皆有。如牛力达认为《版法》的时代在郑国子产“铸刑鼎之前”，《水地》“是春秋末期作品”，“《大匡》文字朴实典雅，当为春秋作品”，“《管子》书中的战国作品，当与稷下学宫有关”，《法法》“可以认为是稷下前期的作品”，《法禁》《重令》是齐与楚相约称帝时的作品，《宙会》“不可能写在宋亡之后”，《枢言》写于齐湣王时期，《侈靡》是齐王建时的作品，《权修》当作于齐襄王还活着、荀卿尚未去楚的时候，《明法》出自稷下且由荀卿带至兰陵（《韩非子·有度》当为抄袭《明法》），《君臣上》“写于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治国》“疑为西汉作品”，《幼官》《幼官图》《轻重己》“是新莽时期的作品”。[8]

关于《管子》书的断代一直众说纷纭，难以尽述。概而言之，一般认为，其中的作品有春秋时期形成的，但大部分篇章形成于战国时期，且主要形成于齐国稷下学宫中，也有一些篇章可能形成于秦汉时期。

我们认为，《管子》一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其内容有春秋时期的记述，后来也多有增益，但其基本内容形成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即使有春秋时期的记述，也经过了稷下先生的整理加工。除许多学者已有论证，有一种文化现象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即春秋时期的齐国先贤多有作品传世，如姜太公名下有《六韬》，晏婴名下有《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名下有《司马穰苴兵法》，孙武名下有《孙子兵法》，等等。这一现象仅仅出现在齐国，其他诸侯国尽管也有许多风云人物，如晋有叔向、郑有子产等，但他们名下皆无著作传世。管仲名下有《管子》传世，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当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着直接的关系。

稷下学宫是齐国创办的集参政、议政、学术、讲学、教育于一体的机构，最早成立于田齐桓公午时期。徐幹《中论》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在威王、宣王时，稷下学宫达到极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由“复盛”可知稷下学宫在齐宣王之前鼎盛过，到齐宣王时期再次兴盛时，受“上大夫”待遇的稷下先生多达七十六人，而稷下学士达“数百千人”，可见其规模之大。这些稷下先生在这里“不治而议论”，即专门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春秋时期先贤名下的著作现今仍能够看到，如《六韬》《管子》《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兵法》《孙子》等。这些著作均出现于齐国，这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著作集中出现于齐国不是偶然的，与稷下学宫有着直接的关系。

齐国招揽天下贤才，给予丰厚的待遇，其根本目的是为齐国自身的政权建设服务。田齐注意总结姜齐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稷下先生们在阐述自身学说的同时，自然也要根据齐国统治者的需要，整理齐国先贤的治国言行，总结兴衰规律。从现有记载来看，此并非臆说推断之辞，而是有史载可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些整理编辑《司马穰苴兵法》的“大夫”应该就是那些受“上大夫”待遇的稷下先生。

在现今能够看到的春秋时期的齐国先贤名下的著述中，唯有《孙子兵法》被公认为孙武自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但《汉书·艺文志》则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当是在孙武之十三篇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增益之作。至三国时，曹操注《孙子》，删除附益诸篇，又恢复十三篇之数。十三篇之外的篇目在唐代尚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中下二卷当是附益之作。并且，现存的《孙子兵法》也并非孙武手著原貌，每篇均以“孙子曰”开篇就是明证，孙武不当自称为“子”，显然是经过后人整理无疑。孙武之后，有人整理其书。能够出现如此多的增益之作表明当时有一批孙武后学，而这些后学最有可能出于稷下学宫。

从《管子》书的成书过程分析，后学在编纂《管子》书时依据的资料当主要是齐国史官记录、整理、收藏的历史记载以及一些重要的口头传闻，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当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官府档案。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如齐国有太史、南史等，他们的重要职责是记录国家政令、重大事件、君臣的重要言行。他们往往具有严谨的秉笔直书精神，真实地记录历史。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弑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不惧权贵、虽死不伪的直书精神不仅保证了该书必书，也保证了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

史官的记录形成了官府档案的主要内容。而管仲作为齐桓公的主要辅佐者，其言行事迹势必被史官大量记录，并作为官府档案长期保存下来。管仲的言行事迹以辅君成霸最引人注目，故历史档案中这一方面的内容最多，这也就成了《管子》书的重要特色。也正是由于管仲在历史上颇有建树，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辅君争霸的言行事迹，才有了后来的《管子》一书，这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管仲立功、立言被官府记载，成为不朽。

（二）官修史籍。各诸侯国都有官修史书。《孟子·离娄下》载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史官整理历史档案，形成国家历史，称为“乘”“梼杌”“春秋”等，名称有所不同，其实都一样，主要记载历史大事。《墨子·明鬼》曾提到“齐之春秋”，说明姜齐的“春秋”在战国时期还能见到。

太史记事往往比较简略，其简略程度可能如同我们现今见到的《春秋》。而史书记史为了使人看得明白，相对详细。太史所记与史书所载，可能有如《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或说明。这一点我们透过《孔子家语》可见一斑。《孔子家语·正论解》载：(www.daowen.com)

孔子览《晋志》，晋赵穿杀灵公，赵盾亡，未及山而还。史书“赵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盾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乎！”

《晋志》当是晋国的史书。当年，晋太史的记录仅有“赵盾弑其君”数字而已，而孔子所读的《晋志》已经说清楚来龙去脉了。以管仲的功业建树，齐国官修史籍中应该有比较多的记载。《管子》的编写者采集其中有关管仲的记载，从而形成了《管子》书的基本内容。

（三）官府书库。官府的文件以及书籍文稿由史官负责保存。这一制度由来已久，我们现今能够看到的《尚书》包含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可称为上古历史文献集。它们能够流传下来，应该靠的是史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德、功、言并为三不朽，鲁国臧文仲“其言立”，当指记录下来，载入典籍，保存在官府，立在官学。直到汉代刘向校书时，太史所献书的数量都比较多，甚至一些民间已经失传的内容，太史还有保存。如刘向《管子叙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而《史记·管晏列传》载“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司马迁所读是太史所藏，尽管“九府书，民间无有”，但司马迁能够读得到。石一参云：“太史为周秦汉初职掌书籍之官，其篇数较为完整可稽。”[9]当然，齐国史官也应该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书籍，以管仲的身份和地位，其中与管仲相关的内容应该有相当的数量。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即有《管子》书。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云：“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对这些内容进行抄录、摘编或稍加整理，可能就形成了《管子》书的某些篇章。

现在《管子》书中的一些篇章或被认为是管仲遗著，或被断为春秋时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应该主要是选编或照抄齐国档案、齐国春秋及官府藏书的结果。朱熹说：“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管仲未曾著书，但不等于说他没有言论传世。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等书对管仲有比较多的记载来看，关于管仲言行的记载很多，可供后来史家采集。管仲的言行流传甚为广泛。如《晏子春秋》，在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中，涉及管仲的就有十章，即《谏上》第十二章、《谏下》第十五及第二十一章、《问上》第六及第七章、《问下》第二章、《杂上》第八章、《杂下》第十八及第二十八章、《外篇第七》第二十四章。齐桓公与管仲建立的霸业为齐景公所向往。齐景公自觉地以桓、管为榜样。通过记载可以看出，后人对桓、管之事相当熟悉，如《问上》第六章载晏婴云：“昔吾先君桓公身体惰懈，辞令不给，则隰朋昵侍。左右多过，狱谳不中，则弦宁昵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则宁戚昵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甫昵侍。居处佚怠，左右慑畏，繁乎乐，省乎治，则东郭牙昵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昵侍。”这里所说的隰朋、弦宁、宁戚、王子成甫、东郭牙的职责，与《管子·小匡》所载五官职责及五人的各自所长完全相同。这说明桓、管时期的历史材料在齐国得到良好保存，不仅为齐景公、晏婴所熟知，也为后来《管子》《晏子春秋》的编写者所采用。这一类的篇章以“三匡”和《牧民》为代表，主要记载管仲的事迹和语录。

另外，齐国史官记录的齐国档案、编写的齐国历史、保存的各种书籍文稿也为《管子》的编写者奠定了阐发管仲遗说的基础。管仲作为“基霸道之始”的人物，其功业、思想都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一切都应该有所记录。《管子》的编写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和阐发，从而形成《管子》书中一些以论说见长的理论性比较强的篇章。《宙合》篇最为典型，前为经，后为解，显然是解释、阐发性的文章。这一类的文章是《管子》书的主体。由于出于战国人之手，里边势必有许多战国时的言辞痕迹，又由于不是出于一人之手，里边难免出现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内容。

（四）社会传闻。稷下先生编纂《管子》书，其资料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社会传闻。管仲这种人物的事迹言行肯定为人们所传诵，社会上肯定有许多传闻。据《国语·晋语四》载，齐桓公去世后，晋公子重耳在齐，其妻姜氏在劝说他离开齐国时说，“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随即说出了一段管仲的话，这说明当时管仲的言行在社会上已广泛流传。《孟子·公孙丑上》载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却讥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这说明管仲在齐国受人推崇，并且其事多为人所知。

采集社会传闻以入书，在古书编纂中很常见。如《左传》，历来被人们视作信史，但其中也有大量的传闻内容。《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陈公子完奔齐，并于该年记载当初卜筮之事：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左传》载陈完后人将取代姜齐，这绝对不是早出的记载，应该出于田氏代齐之后。此类记述在《左传》中颇多，可见《左传》采集了不少后来的传说。后学在编纂《管子》书的过程中，也难免吸收这一类的社会传闻。

社会传闻丰富了历史人物的风采，但是里边也难免掺杂了一些或是添枝加叶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时代错乱的东西。这在《管子》中多有表现，如《小称》篇载管仲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毛嫱、西施是春秋末期人，管仲不可能说到这二人，史官也不可能有此类记载，只能是后世社会传闻的窜入。

稷下先生们有接触、利用官府档案和藏书的机会，他们身在齐国，有采集社会传闻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适应齐国富国强兵的需要，担负着总结、阐发齐国先贤治国经验的任务，因此，他们编纂了《管子》一书。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还有可能是稷下先生们的授课讲义。稷下先生们不仅编写了《管子》，还有可能把《管子》作为讲学授徒的重要内容。《枢言》篇末有这样一段：“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文中所说的“畏事”“畏言”“老吃”的人绝对不是管仲，而是窜入文中的教书先生发牢骚的话。现今《管子》书中保存有《管子解》四篇（原本五篇，亡佚一篇），显然是解说性的文字。稷下学宫中学生众多，齐宣王时稷下学士“数百千人”，稷下先生给这些学士授课，这些“解”之类的文章应该是授课之类的教育活动的讲义。

正由于《管子》可能是稷下先生编写、研究、讲授的重要内容，所以人们竟然把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收入《管子》书中。《弟子职》一篇明显是稷下学士的守则，也被收入《管子》书中，大概是由于稷下学宫中研修《管子》的学士众多，必须有守则予以规范，使得本来与管仲无关的《弟子职》也成了《管子》书的内容。

但是，《管子》“非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后学在《管子》成书之后，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并未停止补充，还在不断地增添。这在先秦诸子文献中也是常见的现象。如前边所说的《孙子兵法》，人们在孙武十三篇的基础上，不断增益，最后竟然使《孙子兵法》一书达到八十二篇。管仲卓有建树，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对管仲的思想也会不断有新的阐发，从而使《管子》一书产生新的篇章，这并不足为奇。关于《管子》成书过程的种种说法，诸如春秋说（认为《管子》乃管仲遗作）、春秋至战国说、春秋至秦汉说、战国说、战国至秦汉说等，早已不为人所认可。除此之外，无论哪一种说法，《管子》的成书都当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管子》一书最后由汉代刘向编定。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论述了当时搜集到的《管子》书及编校情况：

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当时刘向共收集到各种《管子》书564篇，校除重复者484篇，定著86篇。而564篇减去484篇，应为80篇。郭沫若认为或是“管子解”五篇本来与所解篇章合而不分，另外《心术下》与《内业》重复，属于校除未尽，86篇去除上述6篇，正合80篇之数，而刘向交代未清，故致数目不符。[10]此说不尽妥当，刘向《叙录》奏报皇帝，似乎不可能交代未清。刘蔚华、苗润田认为从《轻重甲》至《轻重庚》共7篇，如果将7篇合起来，计为《轻重》1篇，则正合80篇之数，如果将之分开视为7篇，则为86篇。或许在统计篇数时，《轻重甲》至《轻重庚》为1篇，即名《轻重》，编定《管子》书时，又分为7篇，故成86篇。[11]

刘向《管子叙录》又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今本《管子》书中有《形势》篇，而无《九府》篇。刘向说“民间无有”，言外之意是官府藏书有，也就是说定著的86篇中应该包括《九府》，不知为何不见于今本《管子》。或是刘向说“民间无有”的意思是司马迁所读的《九府》已经失传。刘向所定著的86篇，虽然亡佚10篇，但其目尚在，恐怕《九府》在校书时即已失传，故不在86篇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