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以其不朽的历史功业彪炳青史，尽管不乏务功不务礼、“器小”的批评之声，但其历史功业一直受到后人特别是追求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的仰慕。管仲曾长期被列入国家祀典，作为地方名宦先贤受到祭祀，亦因生前的功业事迹受到民间的敬仰，被奉为行业神和管氏宗主。在这一方面，张艳丽在《太公配享·地方先贤·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统里的管仲形象》[5]这篇文章中考述得比较详尽。总之，后世对管仲的景仰体现在多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管仲建立的功业为后人所仰慕。

管仲以其突出的历史贡献一直深受后人景仰。到春秋后期，由于社会更加动荡不已，人们对管仲的功业更为关注。《晏子春秋》一书多次提到管仲，说明管仲在齐国一直都是令人追慕不已的政治偶像。如孔子评价管仲说“民到于今受其赐”，以仁许之，感叹“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战国时期，诸侯列强出于激烈的竞争需要，对管仲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管仲的历史功业被人们津津乐道，如孟子的弟子公孙丑仰慕“管、晏之功”；有人向梁惠王推荐淳于髡，以“管、晏不及”来说明其超出常人的突出才能；韩非子说管仲是“霸王之佐”等，都明显表现出对管仲的景仰之意。出于对管仲的景仰，人们已经将管仲的言行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燕将攻占聊城，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当时鲁仲连遗燕将书，劝说燕将或返燕或降齐，不要死守聊城。当时鲁仲连在信中即以管仲的事迹为据。他说：“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鲁仲连的信对收复聊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说明由于人们景仰管仲，所以管仲的言行事迹在当时已经对人们有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诸葛亮常常自比于管仲。《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即以管仲自许，将管仲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

东晋时人王导，辅助晋元帝立足江左，在建立和稳定东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号为仲父，被人誉为“江左管夷吾”。《晋书·温峤传》载：“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晋书·王导传》载，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忧惧不乐。及见王导后，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一般来说，越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越是容易追思卓有建树的先贤。诸葛亮处于三国乱世，以管仲为榜样；王导处于两晋交替之际，被人称誉为“当世管仲”。这一现象正说明了管仲既是由乱而治的楷模，也代表了乱世思治的向往。梁启超于1909年作《管子评传》，正值清朝濒临灭亡。乱中图治，弱中图强，是人们的迫切愿望。所以，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表达了对管仲的崇敬：“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第二，曾长期被列入国家祀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曾被列入国家祀典。“管仲出现在国家的礼制祀典中，主要作为祭祀齐姜太公的配祭而存在，并与国家祭祀齐姜太公的历程相始终。这种礼制从唐代开始，历经五代、宋、金、元诸朝代沿袭，直到明朝初年才宣告废止。”[6]

《唐会要》卷二十三“武成王庙”载，唐玄宗于开元十九年（731）开始建太公庙，当时，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并且“仍简取自古名将，功成业著，弘济生人，准十哲例配享”。

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鉴于安史之乱后，武将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正所谓“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提倡尚武精神，于是下诏将姜太公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于是，各地太公庙改为武成王庙，祭祀规格与祭祀文宣王孔子相同，至此，在国家祀典中，姜太公已经成为与文圣孔子并肩的武圣。

但是，当时配享的“自古名将”并不包括管仲，《新唐书·志第五》礼乐五载上元元年“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列于左，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晶国君乐毅列于右，以良为配”。从该记载来看，太公庙或武成王庙中的“亚圣及十哲”中并无管仲。

管仲配享武成王庙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该年依文宣王庙祭祀孔门十哲、七十二弟子之例制，武成王庙在张良与“十哲”配享的基础上，确定七十二弟子配享，管仲列入七十二弟子之中。“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其中有“齐相管仲”。管仲被列入武成王庙，自此时起，管仲作为姜太公配享被列入国家祀典。

至宋代，管仲继续配享武成王庙，其在配祀中的地位有很大提升。《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武成王庙”载：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下诏“修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并于建隆年间对配享者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建隆议升历代功臣二十三人，旧配享者退二十二人”，可见调整人数之多，并且管仲特别受宋太祖青睐，由庑升堂。宋太祖将管仲从七十二贤调整到了十哲。《宋会要辑稿》礼一六“幸武学”载，建隆四年宋太祖下诏曰：“其武成王庙从祀神象，齐相管仲宜塑像升于堂，魏河西（西河）太守吴起宜画像降于庑。”宋仁宗庆历年间，又做了一次调整：“庆历仪，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张良自唐代建太公庙开始，一直是配享第一人，从管仲与张良并提来看，管仲已经是配享中的主要人物，其位置仅次于张良，已经与唐代时列于“十哲”之外大不相同，已经成为“十哲”之首。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礼部提议为武成庙从祀中“未经封爵之人”追封爵位，于是，封管仲为“涿水侯”。当时从祀诸人的排列次序是“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其他人等在东、西庑，“东庑，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并西向；西庑，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颎、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并东向。凡七十二将云”。从这一排列次序可以明显看出，在宋代武成王庙从祀人员中，所谓的亚圣是张良，殿上两侧每侧5人，即所谓的“十哲”，而管仲为“十哲”之首。亚圣与十哲从祀于殿上，之外的从祀人员列于殿外东、西庑，所有从祀人员总计72人，即所谓“七十二弟子”。

至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殿上从祀人员又有所调整，“以管仲至郭子仪十八人祀于殿上”。看来，殿上从祀人员已增加到十八人，但管仲的位置没有变，仍然是殿上两列从祀人员的第一人。

在元代，管仲仍然是武成王庙中主要的从祀人员。《元史·志第二十七》祭祀五“武成王”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从该记载来看，与宋朝相比，孙武的位置似乎有所提前。

明朝建立后，一开始沿用惯例，祭祀武成王庙，但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一年（1388），对姜太公“罢庙祭，去王号”，只是将其作为历代名臣从祀于“历代帝王陵庙”。《明史·志第二十六》礼四“历代帝王陵庙”载：“（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岁八月中旬，择日遣官祭于本庙，其春祭停之。又定每三年遣祭各陵之岁，则停庙祭。是年诏以历代名臣从祀……于是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七人，从祀于东西庑。”姜太公由单独立庙变为帝王庙中从祀的名臣，其地位在国家祀典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至是，罢庙祭，去王号”。随着姜太公被“罢庙祭”，作为从祀的管仲当然也就失去了从祀的地位。奇怪的是帝王庙“从祀于东西庑”的三十七名“历代名臣”也不包括管仲，而之前从祀于武成王的许多排列在他后边的人物这次得以从祀帝王庙，管仲却未被列入。再仔细分析从祀的三十七名“历代名臣”，自方叔之前是西周及周朝之前的人，自张良之后都是汉初之后的人，春秋战国并无一人，不仅管仲没有被列入，像孙武、田穰苴、吴起、孙膑、乐毅、田单、廉颇、李牧等原来从祀于武成王庙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一概阙如。因此，管仲被淡出国家祀典，不是因为功名不著，或是另有原委。

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开始从祀于武成王庙，到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武成王庙“罢庙祭”，管仲享受国家祀典600余年。

第三，作为名宦先贤受到地方官府的供奉。

唐玄宗曾下诏令济南郡为管仲建立祠宇，由地方长官于春秋二时致祭。《唐会要》卷二十二“前代帝王”载唐玄宗天宝七载五月五日下诏：“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傅说（汲郡）、殷太师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阳郡）、殷少师比干（汲郡）、齐相管夷吾（济南郡）、齐相晏平仲（济南郡）、晋卿羊舌叔向（绛郡）、鲁卿季孙行父（鲁郡）、郑卿东里子产（荥阳郡）、燕上将军乐毅（上谷郡）、赵卿蔺相如（赵郡）、楚三闾大夫屈原（长沙郡）、汉大将军霍光（平阳郡）、汉太傅萧望之（万年郡）、汉丞相邴吉（鲁郡）、蜀丞相诸葛亮（南阳郡），以上忠臣一十六人。……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这可能是朝廷命令地方官府祭祀管仲之始。

自古以来，人们多因本地曾出现名宦先贤而引以为豪，往往建立先贤祠、名宦祠等祠堂进行供奉。由于管仲突出的历史地位，官府在与管仲有关的地方，为管仲建立祠堂进行供奉，并保存管仲的遗迹，使之成为地方名胜。

管仲相齐桓公，一生业绩主要成就于齐国，因此，管仲自然是齐国故都临淄供奉的历史名人。据康熙六十年《青州府志·祀典》载，明成化三年（1467），建临淄先贤祠，与名宦祠、乡贤祠合并，供奉姜太公、管仲、晏婴等13人。临淄还建有管鲍祠，供奉管仲与鲍叔。据民国九年《临淄县志·建置志》载，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知府陶锦将管鲍祠移建于天齐渊上。

另外，临淄的管仲墓一直是临淄名胜之地。康熙十二年《山东通志》载管仲墓“在临淄县南十里牛山阿”。明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志》载管仲墓“在城南牛山北麓，旧碑题‘管子之墓’，嘉靖乙巳按察使鲍象贤立石冢上”。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管夷吾墓在牛山北麓，鲍叔牙墓在历城。”管仲深受后人景仰。人们睹墓思人，特别是历代文人墨客，到墓前拜谒凭吊，吟诗作赋，刊石以志。只可惜因风雨侵蚀、年久磨灭，现仅存诗两首，作者已不可考。其一云：“兵车半偃息民灾，仗义尊王田垒开。自古英雄谁无死，至今疆场羡奇才。”其二云：“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

现在，管仲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当地政府依托管仲墓建管仲纪念馆，里边建有管子祠等。

安徽颍上县自宋代以来就有管仲故里之说，因此，亦传说颍上县有管仲墓。当地人民还把管仲视为地方先贤，建祠供奉。管仲墓在临淄牛山北麓，而颍上县之管仲墓不知始于何时，但管仲墓之说早已散播民间。汪廷钅宏《有周齐相国管仲祠碑记》载：及司铎颍庠，见郭比有嵬然而乔者，诹诸父老，佥曰：此吾邑管仲父之墓址也。尝考图乘，济上有仲父墓，此或其庐处欤？作者怀疑此处是管仲故居所在。另外，颍上县有管仲墩，明代屠隆《管仲鲍叔庙碑记》云：今邑有管仲墩，相传为管仲故里。上述管仲墓址、管仲墩当指同一处遗址，从记载来看，管仲墓址、管仲墩来源久远，可见，管仲早已是当地人民崇敬的先贤名宦。

颍上县有管鲍祠，由县令屠隆始建于明万历六年（1578）。屠隆建祠后作《管仲鲍叔庙碑记》。清顺治十二年《颍上县志》卷十三《文翰》收录该文。碑文云：

颍上祠管仲、鲍叔，礼也。旧志：管子，颍上人。盖本之史记。今邑有管仲墩，相传为管仲故里，而不言鲍叔颍上人。近考之张处度注《列子》，谓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也。处度在晋，去春秋七雄时不甚远，旧志必有据矣。又考齐人物志，无鲍叔，则鲍叔为颍上人信乎！由管仲至于今数千年邑无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

屠隆认为鲍叔与管仲并为颍上人，并感叹“由管仲至于今数千年邑无祠”，因而为管、鲍建祠。现在一般记载皆云颍上县早就有管子祠，至屠隆重建，并增祀鲍叔，将管子祠改为管鲍祠。其实此说不然。屠隆说得明明白白，“由管仲至于今数千年邑无祠”。在屠隆建管鲍祠之前，颍上县原来只有“管仲墩”，为管仲建祠乃明万历六年屠隆所为。(www.daowen.com)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蔡经俊在县城北关龙兴寺旁建四贤祠，供奉管仲、鲍叔、甘茂、甘罗四人。或说四贤祠起初为二贤祠，只供奉甘茂、甘罗二人，后来增祀管仲、鲍叔，更名为四贤祠。其实不然。清顺治十二年《颍上县志》卷十三《文翰》所收蔡经俊《四贤祠小疏》云：“挹管谷之高风，寻鲍君之芳躅。荒墩遗迹，披荆棘以凄凉；故里空名，悼春秋之辽邈。以彼二公之交谊与夫万古之伯图，凛生气而犹存，皭丰功其未朽。况甘门之将相，乃秦氏之干城。”从文章所载可见，在建祠之初，即供奉管仲、鲍叔。

历代文人凭吊管仲遗迹，留下了许多诗文。清顺治十二年《颍上县志》收录了屠隆的《管仲鲍叔庙碑记》、王梦麟的《祭管仲父墓文》、汪廷钅宏的《有周齐相国管仲祠碑记》、蔡经俊的《四贤祠小疏》。《颍上县志·古今诗集》收录凭吊管仲祠、管仲墓的诗歌数首。所收姚熙臣的《管祠怀古》云：“千秋霸业随流水，颍上争传仲父名。宿草久荒遗碣在，新祠又见劫灰平。叔牙风远存知己，甘里烟销吊故城。几度凭高增浩叹，断云残月起秋声。”姚熙臣追思管仲，流露出无限景仰之情与对世事变迁的深沉感叹。

第四，作为行业神受到供奉。

行业神是各行各业供奉的保护本行业的神灵。行业神崇拜是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过去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有“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之说。行业神一般都与该行业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的是该行业的开创者，有的在该行业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所以，有些行业神被称为祖师爷，如建筑类行业一般都供奉鲁班，酒业（无论制酒还是贩酒）一般都供奉杜康，制笔业供奉蒙恬，等等。但有的也与该行业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请一位有声望的历史名人作保护神，如关公，很多行业都供奉关公。在行业神崇拜中，关公是典型的公用神。但无论关系如何，行业神都由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名人担当。

管仲在中国民间主要作为盐业神而受到行业祭拜。

管仲作为盐业神受到祭祀，与他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关系。他在姜太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础上，继续将渔盐业作为支柱产业，进一步“伸设轻重鱼盐之利”，主要做法是实行盐业官营，即“官山海”。管仲在制盐方面的贡献可参见《史记索引》中的《煮盐法》，其在盐业专卖方面的贡献可参见《管子·海王》篇。管仲是盐业经营管理方面贡献最为卓著的历史人物。因此，管仲成为盐业神并受到行业供奉是十分自然的。

建立盐神庙不知始于何时，盐业神祭祀由来已久。在宋代就有关于盐宗庙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安邑县”载：“盐宗庙：在县东南十里。按吕忱云：‘宿沙氏煮海，谓之盐宗，尊之也。以其滋润生人，可得置祠。’”据此记载，此盐宗庙供奉的是宿沙氏。文中所说的“吕忱”应是西晋时作《字林》的吕忱。这说明最迟在晋时即有盐宗庙。

盐业供奉的行业神相当多，据统计有30多位，如炎帝、夙沙氏（宿沙氏）、胶鬲、禀君、李冰、刘邦，关羽、张飞、张道陵等。管仲是其中比较重要、受供奉比较普遍的一位。管仲作为盐业供奉的行业神，主要见于下述庙宇：

1.江苏泰州管王庙。明清时期，江苏两淮地区盐业最为发达，盐商盐工们自然建有自己的盐宗庙。现今所知江苏最早的盐宗庙为泰州的管王庙。管王庙建于明代初年，位于泰州城北篮子行街，坐东面西，为盐工所建。据说，明初泰州为防止江水北灌，修筑了东、西二坝，但这样一来，江淮就不能通航。当时运盐船甚多，但不能直运江南与湖广等地，需要将盐搬运过坝再换船转运。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搬运盐工。当时，盐工们出资建了这处管王庙，在纪念管仲的同时，也使自己有个歇脚的地方。原来管王庙中间供奉着管仲和管娘娘两尊坐像，两边还有四尊将官塑像，但均于“文革”期间被毁。由于该地有管王庙，此地被称为管王坊。民国初年，管王坊与邻近坡子坊合并，称坡管镇，是泰州最为繁华之地。

泰州管王庙是民间盐工所建，不带有官方色彩。但是，管仲在此庙中的身份最高，被称为“管王”，可见管仲在民间盐工中的崇高地位。

2.泰州盐宗庙。该庙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在泰州以六百缗钱购买画家顾坚之别墅，易名“小香岩”，后来在其西侧将原明珠禅院改为“盐宗庙”，又把两者合并一处，建大门三楹、左右翼墙各一门。盐宗庙落成后，乔松年亲撰《新建盐宗庙记》一文，镌碑嵌于庙内壁间。《新建盐宗庙记》云：“盐之资于人久矣，江淮间盐利尤饶，上以佐国赋，下以给民用，凡官商胥吏士大夫与市井纤夫，仰给于斯者，无虑数万人，顾未尝求始事之人而祠之，无乃礼之缺欤？”从文中所记来看，乔松年开江淮间建盐宗庙之始，在此之前，“未尝求始事之人而祀之”。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泰州管王庙规格太小，乔松年作为两淮盐运使未曾关注。据记载，泰州管王庙为盐工所建，并非庙堂式建筑，与民房无异，并且规模较小，只有大门堂、小天井、厢房和厅屋，总计不过100多平方米。当时，乔松年对盐宗祭祀之事未做深入调查，只是询问身边属官而已。这一点在《新建盐宗庙记》中说得很清楚：“咸丰十年冬，予领盐司事，侨海陵，询之诸曹，知千百年淮南未举斯祀，窃以为疑。”管王庙作为民间的一个小院落，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不为两淮盐运使及其属官所知，也在情理之中。

泰州盐宗庙祭祀大殿主位上供奉着夙沙氏，胶鬲、管仲陪祭于左右。夙沙氏为盐宗由来已久。《太平寰宇记》引吕忱云：“宿沙氏煮海，谓之盐宗，尊之也。”吕忱是西晋人，可见最迟在晋时即尊夙沙氏为盐宗。夙沙氏是煮海水制盐的第一人。《世本》：“宿沙作盐。”史料对其人记载不一，或说是齐灵公时的夙沙卫。《世本》宋衷注：“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鱼盐之利。”此说一般不为人所取，早在姜太公时即“便鱼盐之利”，在齐桓公时，管仲即“伸轻重鱼盐之利”，盐早已有之，绝不是齐灵公时才发明煮海水制盐的。或说夙沙氏是炎帝时人，雷学淇校辑《世本》注引《路史》，说宿沙氏是“炎帝之诸侯”。此说多被人采信。夙沙氏当是炎帝时东夷地区的一个部落首领，居住在沿海一带，相传有一天他正在海边煮鱼，像往常一样提来海水放在火上煮，突然看见一头大野猪从眼前跑过。他起身去追，等他扛着猪回来，罐里的水已经熬干了，缶底留下了一层白白的细末。他便用手指沾细末放到嘴里尝尝，味道又咸又鲜。那白白的细末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夙沙氏因为发明了海水制盐，被后世尊为“盐宗”。胶鬲是我国古代从事贩盐的人。《孟子》一书有两处提到胶鬲，一处在《孟子·公孙丑上》：“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可见，胶鬲是殷商末期人，是殷纣王时的贤臣。另一处在《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可见，胶鬲本来出身微贱，一般认为他是一个贩运鱼盐的人，可视为最早的盐商，所以后来人们将他尊为运盐之宗。至于管仲，春秋时在齐国实行“官山海”，是盐政官营的创始人，因此是盐政管理之宗。简单地说，夙沙氏是制盐，胶鬲是运盐，管仲是管盐，形成了以夙沙氏为首的三大“盐宗”。

3.扬州盐宗庙。该庙在康山街，《光绪江都县续志》卷十二载：“盐宗庙，在南河下康山旁，祀夙沙氏、胶鬲、管仲。同治十二年，两淮商人捐建。”同治十二年为1873年，该庙比泰州盐宗庙晚建十余年。晚清时期，为纪念曾国藩，曾将扬州盐宗庙改为曾公祠。现今，经过全面修缮，保留了同治年间的彩绘，重塑三位盐宗的汉白玉像，仍作为“盐宗庙”对社会开放。

4.四川资中县罗泉镇盐神庙。四川资中县罗泉古镇有一座盐神庙，所供正神是管仲，左右配神为祝融、关羽。罗泉镇是历史古镇，罗泉镇又名“罗泉井”，其建筑大部分是明朝末年、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建筑，古镇旁是珠溪河，房屋顺河而建，布局呈龙形，又名“龙镇”。罗泉镇早在1992年即被四川省批准为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经国务院公布，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是中国100个千年古镇之一。

罗泉镇的兴起与盐业密不可分。据说，其地制盐始于秦朝，历经各代，经久不衰，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清光绪年间，罗泉镇已有盐井一千余口，山涧岭底井架林立，盐灶罗列，成为天府之国食盐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所产盐于1925年获巴黎世界博览会金奖，品质号称天下第一。

随着制盐业的蓬勃发展，商贾聚集罗泉镇，特别是盐商们，云集罗泉，将食盐运至成都、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和新疆等地销售，使罗泉成为商业重镇。盐商们为了寻求神灵保佑，方便集会，便于同治七年（1868）筹资修建了盐神庙。正神管仲像侧只有上联，即“壮志酬齐桓，首创盐策历古今”，强调了管仲对盐业的重要贡献，也正说明了管仲被奉为盐神的原因。管仲神像左后侧是配神关羽的神像，其两侧的对联是“匹马释黄忠，仁义公心垂宇宙；单刀惊鲁肃，英雄浩气壮山河”，主要强调关羽的义勇之气。管仲神像右后侧的配神是火神祝融的神像，其两侧的对联是“火燃似电惊天地，炮响如雷镇乾坤”，制盐需要用火煎熬卤水，因此需要火神的庇佑。由此可见，祭祀管仲、祝融都与盐业有关，而祭祀关羽主要是崇拜、效仿关羽的仁义忠勇。在罗泉井盐获巴黎世界博览会金奖后，政府拨白银200两，官制走铜金粉字“盐神庙”大匾一块。盐神庙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海盐产区江苏省盐城市为突出当地的海盐文化，近年在盐城水街建造了盐政衙门、盐商会馆、盐宗祠等建筑。盐宗祠中供着产盐之宗、经盐之宗、管盐之宗三尊盐神，实际上沿袭了泰州和扬州盐宗庙的供奉格局。

第五，作为管氏宗主受到管氏后人的祭祀。

《左传·僖公十二年》载，管仲平戎于周，周襄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一般认为，《左传》的成书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这说明在当时，管仲一直受到后人的祭祀。

出于管氏的其他姓氏，也以管仲为宗并祭祀管仲。据《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阴识“其先出自管仲”，“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

由于管仲突出的历史地位，管氏后人大多以管仲为宗主。现今我们知道的管氏字辈世系有近30种，各种动辄二三十字辈，甚至更多，最多的达一百余代，可一直追溯到管叔鲜。可见各地管氏分支之多，可谓源远流长。各谱系一般以管叔鲜、管仲、管宁等为宗。他们被供奉于管氏祠堂中，享受后代香火供奉。我们从管氏祠堂的一些楹联中，也可以看到管氏后人对管仲的崇拜，如“幼安高节仲父霸功”“公明神卜仲父霸功”“九合诸侯匡天下三迁少卿宁国邦”，等等。管仲是让管氏后人引以自豪的祖先，一直受到管氏子孙的祭拜。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

[3]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8页。

[4]梁启超：《管子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5]张艳丽：《太公配飨·地方先贤·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统里的管仲形象》，《管子学刊》2011年第3期。

[6]张艳丽：《太公配飨·地方先贤·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统里的管仲形象》，《管子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