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以其突出的历史功业，奠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受到了后人的推崇和仰慕。古人对管仲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尽管也有一些批评，但没有人对管仲的历史贡献提出质疑。

这在先秦时期儒家的评价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儒家基于自身的政治主张，在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对管仲提出了某些批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管仲既有褒扬又有批评。首先，孔子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并针对当时人们对管仲的非议进行了辩解。《论语·宪问》载：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的历史功绩给后世造成了巨大影响。尽管到孔子时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但管仲依然是志士仁人议论的重要话题。管仲不为公子纠死，并改事公子纠的政治对手齐桓公，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很不以为然，认为管仲不仁。孔子却不同意子贡的看法，他充分肯定了管仲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反对以匹夫匹妇的节操标准去衡量管仲。孔子不同意子贡“管仲非仁者”的看法，坚定地称颂管仲是仁者。《论语·宪问》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与子贡一样，认为管仲不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死是不仁，孔子却强调管仲不单纯依靠武力盟会诸侯的史实。而用和平手段称霸，尽量避免武力，正符合孔子的仁政思想。所以，孔子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连用两个“如其仁”，可见孔子对管仲其仁的突出强调。

孔子以“仁”称许管仲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贯的。子贡、子路认为管仲不仁，孔子都予以反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在评价古人时，孔子也一直称赞管仲“仁”。《论语·宪问》载：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孔子称管仲“人”。今人对“人”的解释不一。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翻译为“人才”[1]。或解释为有能力，实际上也是人才的意思。这里的“人”字，应该通“仁”，称管仲“人也”，就是说管仲“仁人也”。前文说子产为“惠人”，此处说管仲为“仁人”。

正因为管仲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所以孔子忽略了管仲不为公子纠死的问题，认为这与“民到于今受其赐”“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样的历史功绩比起来，不过是“匹夫匹妇”之类的世俗之人的节操而已，不应该以此否定管仲，由此可见孔子对管仲历史功业的充分肯定。

当然，孔子对管仲也有批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器小。《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管仲之器小哉！”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器小”翻译为“器量狭小”[2]。这里的“器”应指胸襟抱负，就是说，以管仲的才能不应该仅仅辅君成霸，而应该再进一步——辅君成王。对此司马迁解释得很清楚，《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将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综合起来看，孔子对管仲未能辅君成王流露出了些许遗憾。孔子的这一批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儒家后学基本沿袭了这一观点，如《新序·杂事第四》载：

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

《新序》一书亦认为管仲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并认为孔子说管仲器小是为管仲未能辅君成王而可惜。

二是不俭。《论语·八佾》载：“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孔子批评管仲不知节俭，也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如《礼记·杂记下》载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僣上，下不逼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也有类似的记载：“一曰：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从现有记载来看，管仲不俭早就是人们的共同看法。《礼记·礼器》载：“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二章载：“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狐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矣。’辞曰：‘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张纯一认为，此处的“恶”当指以鸟兽为祭品为恶：“晏子以艹频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为宗庙养鲜，是以残害物命为事，殊伤鬼神之仁，恶已，故不忍为供鲜之事，所以保合太和，充兼爱之量也。”[3]从上下文意来看，晏婴并无反对杀生以供宗庙之意，《礼记·杂记下》亦云他“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只是节俭而已，也用豚肩，晏婴只是强调自己的宗庙之供养已经具备，不接受齐景公的赏赐。因此，这里所说的管子的“一美”“一恶”当另有所指。从管仲接受赏邑而晏婴不接受赏邑来分析，这里的“美”当指管仲建立的功业，“恶”当指管仲生活奢侈。晏婴并不直言，然而时人皆听得明白，可见，人们对管仲不俭早有共识。

三是不守礼。《论语·八佾》载：“‘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主要是因为管仲所用的某些设施与君主相同，如“塞门”“反坫”之类。儒家的伦理等级观念非常强，儒家强调“礼”主要也就是强调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度。而管仲贵为“仲父”，位在高子、国子之上，在某些方面与国君相同，因此，被儒家视为僭越。

另外，孔子对管仲未能荐贤也有不满。《韩诗外传》卷七载：

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产，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知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在孔子看来，鲍叔荐管仲，子皮荐子产，名闻天下。但管仲、子产推荐了谁，并不知道。孔子在高度评价鲍叔、子皮荐贤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管仲、子产不重视推荐贤人的不满之情。这一看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如宋代苏洵在《管仲论》中云：“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苏洵批评管仲未能荐贤以自代。这一观点显然是对孔子批评管仲未荐贤的进一步阐发。

孔子既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又对其不符合儒家主张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孔子的评价基本上确定了后世儒家对管仲的认识基调，也就是说，后世儒家对管仲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孔子的评价范围，只是各有所强调而已。如孟子一方面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基于儒家推崇王道的理想，不屑于管仲仅是辅君成霸，《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云：“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将管仲与商汤时的名相伊尹并提，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对管仲的功业不屑一顾，这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孟子认为，管仲辅君成王易如反手，而管仲仅辅君成霸，所以，他不以管仲功业自许。孟子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孔子“管仲之器小”说法的进一步发挥。与孔子相比，孟子对管仲的批评显得尤为苛刻。孔子说管仲“器小”是在感叹“如其仁”的基础上所发，是美中不足的遗憾；而孟子对管仲辅君成霸是不屑，之所以如此，与孟子推崇王道的政治主张有关。梁启超《管子评传》云：“孟子之论管子，则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吾以为孟子之学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业，亦有断非孟子所能学者。在孟子当时或亦有为而发，为此过激之言。”[4]此说甚为中肯。(www.daowen.com)

荀子也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历史地位。《荀子·王霸》篇载荀子云：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玩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它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荀子认为管仲是春秋五霸时期的第一功臣，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完全是管仲的历史功绩。同时，荀子又因为主张王道，对霸业流露出不屑之意。《荀子·仲尼》篇载荀子云：“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正因为如此，荀子既充分肯定管仲辅君成霸的历史地位，又对管仲未辅君成王而不满。《荀子·王制》篇云：

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荀子·大略》篇又云：

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

荀子认为“修礼者王”，而管仲“未及修礼”，只是“力功”“力知（智）”，而未能“力义”“力仁”。因此，荀子认为管仲“不可为天子大夫”，也就是说管仲不是王者之佐。由此可见，荀子对管仲的批评也是集中在管仲建立霸道而未实行王道上。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对管仲有比较多的评价。首先，韩非子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地位，如《韩非子·说疑》篇云：“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韩非子列举其前的“霸王之佐”十五人，将管仲列在姜太公之后。再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云：“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韩非子在此将管仲与伊尹并提。再如《韩非子·南面》篇云：“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韩非子在此又将管仲与伊尹、姜太公并提。通过以上记述可以看出，韩非子将管仲视为姜太公之后最有成就的政治家。

韩非子对管仲也有批评。与儒家因追求王道而多批评管仲“器小”不同，韩非子对管仲的批评则从法家的政治观点出发，多集中在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建立严刑峻法、赏信罚必等方面。如《韩非子·难一》篇分析管仲临终前要求齐桓公去除竖刁等三人时云：

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韩非子认为，君主赏信罚必是关键，这样“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只要君有道，纵有竖刁也不为害，相反，驱逐一个竖刁，还会出现新的竖刁。另外，不能有“擅主之臣”，要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管仲没有明确告诉齐桓公这一道理，所以韩非子批评管仲不依法度。

《韩非子·难一》篇记载管仲向齐桓公要名分、地位，并引霄略的话：“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韩非子》一书对此事有这样的分析：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不辟尊贵，不就卑贱。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乎民萌。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

韩非子从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一政治主张出发，进一步批评管仲“不务尊主明法”。《韩非子·难二》篇先叙述了管仲的一则逸事：“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然后就此事评论云：

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韩非子反对“赐贫穷”“出薄罪”，认为这是“赏无功”“不诛过”，是“乱之本”。

由此可见，儒家、法家对管仲的批评都带有一定的门户之见，孔孟之徒绝对不会像韩非子那样批评管仲“赐贫穷”“出薄罪”，韩非子也绝对不会像儒家那样不屑于管仲辅君成霸并说管仲“器小”。他们对管仲的评价实际上都是借管仲的巨大影响力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对管仲的热议正说明了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表明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坐标式的重要人物。

到战国时期，管仲是春秋以来最著名贤相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孟子·公孙丑上》载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并说：“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显然把管仲、晏婴视为功业最显著的政治家，如能从政，建立犹如管仲、晏婴般的功业是他的理想目标。孟子尽管从主张王道出发，对霸业不屑，讥讽公孙丑真正是齐人，只知道管仲、晏婴而已，但并不能举出自春秋以来历史贡献超出管仲、晏婴的历史人物从而否认管仲、晏婴是当时人们公认的最卓有建树的贤相的历史事实。

当时，管仲、晏婴被视为功业最著的贤相，不只局限于齐国、齐人的范围内，实际上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梁惠王说：“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可见，最晚在战国前期，就已将管晏并提，管仲、晏婴已被视为中国贤相的代表人物。另外，通过上述韩非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可以看出管仲在春秋以来的历史地位。

至汉代，人们对管仲是春秋时期贤相代表的认识更为明确，司马迁作《史记·管晏列传》，更进一步统一了人们对管、晏是中国古代最著名贤相的认识。

确切地说，自汉代以后，管仲被普遍认为是辅君成就霸业的第一人，是最有成就的霸者之佐。《汉书·董仲舒传》载刘向云：“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伊，即伊尹，辅助商汤消灭夏朝，在建立商朝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吕，即吕尚，也就是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消灭殷商而建立周朝。刘向将伊尹、吕尚作为王者之佐的代表，将管仲、晏婴作为霸者之佐的代表，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