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晚年时，由于齐桓公的自身因素，齐国形成了三大隐患：

其一，内宠众多，使诸公子对君位皆有觊觎之心。齐桓公有三位夫人，皆无子，另有如夫人六位，生无诡、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及公子雍。君主往往有众多妻妾，亦有不少公子。古时为了防止公子们争位，将嫡、庶分得很清楚，并有明确的立嗣规则，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但是，齐桓公的三位夫人无子，六位如夫人之子不分嫡、庶，皆有嗣位资格，因而难以遵从“立嫡不立庶”的规则，从而使诸公子皆生即位之想。

其二，未尽早确立太子，埋下了诸公子争位的隐患。虽然为了防止诸公子争位，管仲与齐桓公立孝公昭为太子，并将孝公昭日后即位之事嘱托给宋襄公，但齐桓公对此并不坚决，在众多内宠面前摇摆不定。《左传·僖公十七年》载：“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武孟即公子无诡，齐桓公既立孝公昭为太子，又答应立无诡，齐桓公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更加剧了诸公子争位的态势，正如《左传·僖公十七年》所说“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其三，宠信奸臣。奸臣主要有竖刁（竖刀）、易牙、卫公子开方等。他们对齐桓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齐桓公竟然宠信他们，从而形成了奸臣乱政的隐患。

特别是在鲍叔、管仲、隰朋相继去世后，各种隐患进一步突出，最终使齐国宫室发生内乱。齐桓公四十三年，桓公病重。诸公子各自结党争夺君位，竖刁等人趁机与诸公子联合作乱。他们将重病中的齐桓公幽闭宫中，不使任何人出入。齐桓公吃喝全无，身边又无一人，又饥又渴。一宫女偷偷来到宫中，齐桓公向她要饭吃，她说没有；要水喝，还是说没有。齐桓公问其故，她告诉齐桓公是竖刁等人作乱的缘故。当齐桓公得知自己因为竖刁等人作乱而陷于如此困境时，不觉长叹。《吕氏春秋·知接》载齐桓公云：“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他后悔没有听从管仲的话，但已经晚矣，一切皆不可挽回。他以衣袂蒙面，在懊悔不已、又饥又渴中死去。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忙于争位，竟然无人理会。直到公子无诡被立为国君后，齐桓公才得以入殓。这期间竟无人过问，尸体生出的蛆虫都爬出了门外。齐桓公作为一代霸主，竟然在近臣的幽禁中死去，一生叱咤风云，英雄盖世，但最终身死不葬，为蛆虫所食，不禁让人掩卷深思、长叹不已！

古人对齐桓公之死多有感慨，在总结其教训时，一般都归结为用人不慎，如《管子·小称》云：“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韩非子·难二》云：“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韩非子·十过》篇亦云：“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为五伯长，卒见弑于其臣，而灭高名，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过也。故曰：过而不听于忠臣，独行其意，则灭其高名，为人笑之始也。”可见，后人一般都把齐桓公晚年的教训归结为没有坚持听从管仲的意见，即不用忠臣之言而任用奸臣。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古到今由于多有怀才不遇之人，任贤使能一直都是人们的普遍情结。齐桓公之死正是人们评说的最佳话题，其中突显尊用贤人的重要性以及不用贤人的沉痛教训。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人出于对任贤使能的强调，往往忽略了君主本身的因素，似乎只要任贤，君主有再多的缺点也不会出问题。这一看法表现得很突出，如《说苑·尊贤》云：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www.daowen.com)

《说苑》指出齐桓公“非仁义”“非恭俭”“非清洁”，并强调这三条每一条都是“亡国失君之行”，但又指出由于齐桓公任用管仲等贤佐，非但不“亡国失君”，反而成为五霸之首。而任用竖刁等人，虽为五霸之首，也落得身死不葬的下场。由此可见“贤佐”最为关键。

强调任用贤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那种认为君主是否自律无关紧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只要对齐桓公之死略加分析便会看出，齐桓公自身的放任不羁才是悲剧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假如齐桓公不那么好色，不因宠爱某一位美女就给予其夫人地位，而遵守规则只立一位夫人，分清嫡、庶界限；假如在明确嫡、庶的基础上，早日确立太子，而不是在立嗣问题上犹豫不决，那么，齐国就很难会出现诸公子争位的混乱局面。假如太子地位牢固，纵然齐桓公任用竖刁等人，竖刁等人也不敢在齐桓公病重之时把齐桓公幽禁宫中；假如太子能够顺利即位，竖刁等人即使被齐桓公任用，也掀不起风浪。因此，我们说，任用竖刁等人只是齐桓公之死悲剧教训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由于身份地位的局限，无论辅臣多么精明强干，也无法完全消弭因君主不自律而形成的隐患，齐桓公之死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尽管管仲对隐患早有觉察，早就采取了避免内乱的措施，如将辅佐太子孝公昭即位之事委托给宋襄公，以防万一；如向齐桓公指出竖刁等人是奸佞之臣，苦口婆心地说服齐桓公驱逐竖刁等人；管仲还提出让隰朋继任齐相，等等。从管仲采取的措施来看，不能不说管仲眼光敏锐，防患于未然，用心良苦，但是，隰朋也相继去世，人算不如天算，这是管仲所始料不及的。齐桓公最终还是没有坚持听从管仲的意见，在管仲去世后又重新任用竖刁等人。管仲再有能力也难以管理死后之事，只有委托宋襄公之事，最后发挥了作用。太子孝公昭靠宋襄公成为国君，终于使齐国局势得以稳定。

齐桓公失于检点，导致霸业毁于一旦。齐桓公的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位公子，除孝公昭被立为太子，其他五公子即无诡、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公子雍，有四个相继为君。先是无诡争得君位，但在位仅三个月就被杀。然后是孝公昭，在位十年。孝公昭去世后，昭公潘杀齐孝公之子而自立，在位二十年。昭公潘去世后，其子齐君舍即位，懿公商人又杀齐君舍而自立，在位四年被弑。齐人废懿公之子而立惠公元。六公子中，只有公子雍没有染指君位，但也在易牙的辅佐下，依靠鲁、楚的力量，占居于谷，自成一体。除了上述六公子，还有一些公子逃亡他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从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桓公去世，到齐惠公即位（前609），在这三十余年时间里，有五位公子相继为国君，其中两位被杀，有两位公子杀侄自立。而这血淋淋的现实竟然源于齐桓公的宠爱过多、过滥。本来，就霸业而言，尽管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凭借多年形成的威望，在齐桓公去世后，齐国的盟主地位再延续一段时间是完全可能的。《春秋·僖公十九年》载，齐孝公二年冬，鲁僖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左传》载：“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可见，在齐桓公去世两年后，诸侯还不忘“齐桓之德”而“盟于齐”。如果齐国政局平稳，完全能够延续霸业，只可惜齐桓公由于自身问题，使政局长期混乱，导致霸业顿失。

因此，我们说任用贤佐很重要，而君主的自律更重要。若不然，纵有管仲这样的贤佐，也难以阻止败亡的结局。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32页。

[2]临淄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出土高子戈》，《考古》1984年第9期，第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