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一是“因民为政”。

《国语·齐语》载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韦昭注：“百王之法也。”“业，犹创也。”所谓的“修旧法”，就是尊重人类历史上的经验，从中选择对当今社会有用的内容，即“择其善者”。任何改革都不能割断历史，都必须充分吸收借鉴历史经验。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任何“旧法”都不能照搬，都要切合当今的社会实际，创造性地赋予新的内容，这就是“业用之”。凡改革必有阻力，改革力度越大，往往阻力越大。管仲有效克服了现实的改革阻力，这与管仲“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有着直接关系。

管仲的这一经验实际上是妥善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在以往治国方略的基础上，选择那些好的方略，按照当今实际，创造性地予以发挥，从而制定改革举措。我们从上述管仲改革的主要举措中可以看到管仲对原有制度的继承与创新。管仲的改革与姜太公改革的继承关系最为明显，如发展工商业的改革，与姜太公的改革显然有前后继承关系。《史记》对这一点说得甚为清楚。《史记·货殖列传》云：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司马迁明确说是“管子修之”，由此可见，管仲对姜太公改革措施的继承。《盐铁论·轻重》亦云：“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这里的先君也当主要指姜太公。另外，如建立“三选”等人才举荐制度，明显继承了姜太公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其他如授田、定期调换田地、农业税十抽一、设立九府、罚以赎金等，都是原来就有的政策。

但是，管仲在“修旧法”过程中的继承不是对原有制度的照搬，而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赋予新的内容。如在姜太公“通鱼盐”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商业发展，设轻重九府，实行国家盐铁专卖政策，并由国家控制货币与商品流通，实行国家垄断政策。其他如在土地政策方面，取消了公田，延长了土地调整期限，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相地而衰征，等等，都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管仲的改革注重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又有继承，将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显示出了一个改革家的高超智慧。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可以借先君、先王之名，行现实改革之实，从而缓解改革阻力。《韩非子·难一》记载管仲当年为了便于治理齐国，曾经公开向齐桓公要名、要富、要地位：“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说苑·尊贤》篇载孔子曾为之大为感叹：“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这说明当时管仲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但是，管仲最终顺利实施了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与齐桓公的鼎力支持有关，与管仲采取的“修旧法”的改革策略也有关。

管仲改革中的“因民为政”也是很有特色的。《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任政相齐，“与俗同好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仲的改革从民众的好恶出发，为民众兴利除弊，致力于富国富民，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因民为政既是管仲改革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管仲改革经验的精髓之所在。

因民为政实际上也是“修旧法”的一种表现。民是国家的主体。民心向背对国家兴衰存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民心向背历来为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开明的统治者都将民视为国家为政之本。据记载，早在夏朝，就已经产生了民本思想，《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周代，统治者强调敬天保民，而在天与民的关系上，认为天意服从民意，通过民意可以知道天意，强调天意与民意的统一性。如《尚书·周书·泰誓上》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中》云：“天听自我民听。”在统治之术上强调仁惠，“仁所以保民”，“惠所以和民”。

因民为政也是当年姜太公封齐时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太公在辅佐周武王兴周灭殷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封齐之后，实行了因民为政的治国方针，“因其俗，简其礼”，尊重当地习俗，很快就稳定了社会局势。管仲的因民为政全面继承了民为邦本的理念，继承了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方针。管仲提倡“与俗同好恶”，与太公的“因其俗”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管仲的因民为政又不是对原有观念和做法的照搬，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其创新最突出地表现在提出并实施了行之有效的富民政策，也就是说，管仲因民为政的最大亮点在于富民。

管仲有句名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从这一名言中可以看出，管仲认识到了物质基础对精神意识的决定作用，只有解决了人们的衣、食等基本生理需求，才能让人们产生荣辱意识，只有让人们生活富足，人们才会讲究礼节。因此，管仲将富民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致力于富民。《国语·齐语》载管仲提出：“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韦昭注：“遂，育也。滋，长也。贫无财者，振业之。”从前文所述管仲的改革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富民政策的大概内容，如在农业改革中，延长授田的调整期、“地均以实数”、“相地而衰征”、“岁饥不税”等，无不体现着富民思想的精髓。我们说，富民是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在管仲的改革举措中。

管仲的改革在实现国富的同时实现了民富，实现了国富与民富的统一。《汉书·地理志》载，管仲给齐国民众创造了富足的生活：“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正因为改革给民众带来了实惠，所以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如前文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管仲生活奢侈有便于治理的因素，但是为什么管仲生活如此奢侈，齐人却不以为侈？《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说：“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正是因为管仲给民众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从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戴，所以人民才不以为侈。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管仲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即管仲的改革顺从民心，因而得到了民众的坚定支持，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www.daowen.com)

管仲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史以来最早、成就最大的一位改革家。其改革不仅对齐国影响巨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管仲的改革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齐桓公争霸需要强大的国力，而管仲改革内政，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争霸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齐桓公在称霸期间，曾南征北战，大的军事行动有齐桓公二十二年为燕国征伐山戎、齐桓公三十年率诸侯征伐楚国、齐桓公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平定晋国之乱、齐桓公三十七年为周王室平定戎难，等等，这些都必定兴师动众、耗费巨资。再如存三亡国，即齐桓公二十七年为邢国在夷仪修建新城、齐桓公二十八年为卫国在楚丘修建新城、齐桓公四十年为杞国在缘陵修建新城，让邢、卫、杞三个本来已濒于灭亡的小国能够延续下来。《左传·闵公二年》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说明齐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生存条件。这些也都必定耗资巨大，据《管子·大匡》载，当时有人担心国力不支，反对为之筑城：“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蕲封亡国，国尽若何？’”隰朋、宾胥无都是齐桓公的重臣，连他们都反对，可见这已经在国内决策层引起了争议。管仲的改革为齐桓公成就霸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齐国赫赫霸业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

管仲的改革对齐国的持续强大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就是说，在管仲去世之后，齐国延续了他的治国政策，因此而持续强大。而《史记·货殖列传》云管仲修太公之法，“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就是说齐国因管仲改革形成的强大国力一直延续到田齐威王、宣王时期。

管仲的改革举措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述，管仲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作为齐法家对后世法家的影响、选拔人才制度对选举制度的影响、分业定居政策对户籍制度的影响、盐铁专卖制度对国家专卖的影响，等等。很多政策、制度都由管仲开其端，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而管仲的治国思想、改革经验的影响更为广泛，被人们总结、阐发，还形成《管子》一书，被广泛关注、传播，以至于传播到国外，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1]梁启超：《管子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梁启超：《管子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3]［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是说每井共有九百亩，其中公田实际为八十亩，每家十亩。

[4]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4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7]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西周时期，“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士、工、商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管仲将工商从农业生产中完全独立出来，这是一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