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仲改革的历史背景，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姜太公建立齐国的基本经验。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周武王灭殷后，分封功臣谋士，姜太公首封齐国。齐国处于东夷地区，当时武王灭殷只是推翻了殷商在中原的统治，周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达到东夷地区。所以，姜太公刚来到齐地的时候就遇到了东夷土著人的抵抗。《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也就是说，姜太公建立齐国，不仅是周王朝所分封的，也是姜太公用武力打出来的。当时东夷地区不仅在军事上与周王朝若即若离，在礼俗上也有很大不同。姜太公初到齐地，当地居民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合作。《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

《荀子·宥坐》也有“太公诛华仕”的记载。可见，姜太公在封邦建国之初也曾采取过高压政策，但是他采取的是尊重当地礼俗、因地制宜且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这一建国方针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因其俗，简其礼”，政治上高度怀柔。姜太公在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方面，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怀柔政策，尊重东夷族的礼俗，从而迅速稳定了齐国局势。《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变其俗，革其礼”，用了三年时间才稳定了鲁国局势，而太公仅用了三个月就稳定了齐国局势。周公问其原因，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为此而感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伯禽用周礼去改变当地人的礼俗，当然困难很大。而太公采取因俗简礼的政策，从而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经济上因地制宜。姜太公初封齐国时，齐国经济条件很差。《汉书·地理志》说是“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说当时是“辟草莱而居”。但姜太公封齐建国之前，这里已经形成了较好的鱼盐生产基础。姜太公来到这里以后，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鼓励政策，因地制宜，确立了以工商兴国的方针。《史记·货殖列传》载：“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姜太公以工商立国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是“举贤上功”，在用人方面，重视功利引导。姜太公在用人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尊贤尚功政策。《汉书·地理志》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上功。’”《说苑·政理》《吕氏春秋·长见》《淮南子·齐俗》等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公问太公治齐之道，太公说尊贤尚功。太公问周公治鲁之道，周公说尊尊亲亲。太公说鲁国因为尊尊亲亲而国势将日益削弱，周公说齐国因为尊贤尚功而后世必将被他姓篡夺君位。这个故事在说明齐、鲁治国方针不同的同时，显然展现出了尊贤尚功政策更为开明的积极特征。政治上的开明反映到思想上便比较活跃，更具有独立性和创造力。《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国“其中具五民”。《史记集解》注曰：“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外地人来到齐国以后乐不思归的社会现象与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可见，姜太公的建国方针为齐国强大奠定了社会基础，正如《史记》所说：“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姜太公的治国方略为管仲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二，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已经逐渐乏力。周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也是继周厉王之后的又一位昏君。幽王二年，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大地震，致使“三川竭，岐山崩”，自然灾害加重了西周统治的危机。虢石父为人奸巧，善于谄媚而贪图私利，周幽王却让他为卿，主持政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王室内部同时又发生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废申后与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申后是申侯之女，申侯由此怨恨幽王。幽王还沉溺女色，荒淫无度，引起了诸侯的强烈不满。申侯于是串通犬戎和吕、鄫等国于公元前771年举兵攻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王都被洗劫一空。申侯与诸侯共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此时，周王室在犬戎的威胁之下已无法在旧都维系下去，于是在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史称东周。(www.daowen.com)

周王室作为天下诸侯之宗主，本来对各国诸侯有着一定的实际控制权，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据《周礼》记载，周王朝立“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帅其属，各司其职，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辅佐周王治理各邦国，从而对诸侯邦国形成严密的管理控制体系。同时，周王室在诸侯国直接任命监国上卿，据《礼记·王制》记载，当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监国上卿具有很高的地位，拥有很大的权力。《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周天子对诸侯行使监督之责。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周天子对各国诸侯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齐哀公时，周王室即杀齐哀公而改立新君。《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纪侯到周天子那里说齐哀公的坏话，周天子就杀了齐哀公而改立齐哀公的弟弟为齐胡公。再如鲁武公带长子括、少子戏朝见周宣王，周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改立少子戏为太子。这说明周天子实际掌控着诸侯的废立大权，在周王室的严密控制下，各国诸侯的自主权和独立性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拥有的自主权是有限的。但是，自平王东迁开始，周王室的实力和威望都一落千丈。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等种种“礼崩乐坏”的现象不断出现，周王室已经无力干预了。早期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天子与郑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左传·隐公三年》载：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与郑庄公相继在周王室任卿士，周平王不想让郑伯专权，就想分部分权力给虢公。郑伯知道后，便心生不满。周平王无奈，只好派王子狐至郑，派郑太子忽至周，互为人质，以打消郑伯的怀疑。周平王去世后，周、郑关系继续恶化，郑国强行收割了周已经成熟的庄稼。周桓王三年，周桓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陈、蔡、虢、卫等国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在战斗中，郑国祝聃还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左传·桓公五年》载：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纟需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

可见，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彻底失去了对诸侯的生杀予夺权力，面对诸侯国的躁动已经束手无策，除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其对诸侯的操控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周王室衰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天下大乱，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兼并，开启了以强凌弱、以大并小的春秋时代。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天下无主，社会动荡，出现了诸侯之间争夺霸主地位的混乱局面。

周王室对诸侯控制力的不断减弱使诸侯失去了来自周王室的束缚，各诸侯国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这是管仲能够不顾忌周王室的好恶、根据齐国自身发展的社会实际而放开手脚进行改革的基本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周王室的衰微使诸侯之间的竞争陡然激烈起来，天下无主、以强凌弱、互相兼并的残酷现实同时也为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增强了动力。《管子·大匡》载管仲云：“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争霸就是管仲根据当时的局势提出的改革目标。我们说，当时动荡不安的局势为管仲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和时代机遇。

其三，齐襄公之乱后需要拨乱反正。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天下大乱，但是远在东部的齐国一直稳定，处于所谓庄、僖小伯的中兴时期。齐庄公在位长达64年，齐僖公在位33年，在庄、僖两朝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社会稳定。齐庄公二十四年，西周灭亡。在社会大动荡、大转折之时，齐国却一直保持稳定。齐僖公则在齐庄公的基础上，在持续保持自身强盛的同时，开始对外盟会诸侯，已经成为一方霸主。据《左传》记载，僖公十一年，齐、郑盟于石门；十四年与鲁盟于艾，形成了齐、郑、鲁三国同盟；十六年，僖公成功调解了郑、宋、卫三国关系，与三国盟于瓦屋，至此形成了齐、郑、鲁、宋、卫五国联盟，齐国成为一方盟主，所以《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到齐襄公时，齐国一度出现混乱。齐襄公在位12年，如前文所述，他在生活上荒淫无度，竟然与自己的妹妹私通。当私情被鲁桓公发觉后，他竟然杀鲁桓公，然后杀公子彭生当替罪羊。他又性格暴虐，肆行无忌，欺侮大臣，最终导致了宫廷政变，为公孙无知所杀。公孙无知即位后，也随即被杀。乱后思治，齐襄公之乱后，人们势必渴望重新确定国家目标、制定新的政策、整顿社会秩序。齐国内部的混乱为管仲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国语·齐语》载在管仲从鲁国回到齐国后，齐桓公一见到管仲，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

从齐桓公的话中可见齐襄公给齐国带来的巨大伤害以及重整国政的紧迫程度。

于是，管仲创造性地发挥了姜太公封国治齐的历史经验，及时地抓住了时代机遇，顺应齐国内部乱后思治的社会趋势，在齐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贡献卓著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