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在齐僖公朝就开始参与齐国宫廷的政治活动。当时，他与鲍叔牙、召忽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团体。《管子·大匡》载召忽云：“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这一记载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三人的密切关系，互相信任，互相看重，三人已经成为紧密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召忽对他们这个三人集团充满了自信，齐国是鼎，他们是鼎之三足，齐国要靠他们三人而立。可见，这时候的管仲在齐国已经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了。

这个三人集团积极筹划登上齐国更高的政治舞台，谋求施展政治才能和抱负的机会。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齐僖公让管仲、召忽傅公子纠，让鲍叔牙傅公子小白。在当时，“傅”这一官职大致相当于公子的辅导老师，承担对公子的辅导、辅佐之职，为公子的行为提供参谋指导。“傅”是否有政治前途，关键看所辅导的公子是否能够继任为国君。如果所辅公子能够继承国君之位，那么其“傅”自然也就成为国家重臣；如果所辅公子默默无闻、碌碌无为，那么其“傅”一般也将随之落魄终生。鲍叔牙认为公子小白将来不会有出息，便拒绝出任。据《管子·大匡》载，当时鲍叔牙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去看望他，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辅助公子小白，鲍叔牙说：“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鲍叔牙以为公子小白不会成就大事，辅佐小白是自己不受齐僖公重用的结果，因而坚辞不就。当时召忽支持鲍叔，要求鲍叔坚决推辞，并出主意让鲍叔不要露面，由他向齐僖公说鲍叔病重将死，那么齐僖公一定会免掉鲍叔的差使，然后他们三人共同辅助公子纠。但管仲坚决不同意，竭力主张鲍叔牙接受任命，全心全意地辅助公子小白，他说：“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夫事君者无二心。”最终鲍叔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接受了齐僖公的任命，承担起了辅佐公子小白的任务。

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以长公子的身份继承君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在位12年（前697—前686），生活荒淫，性格暴虐，是一个昏君，对外凭借武力，连年征伐。齐襄公三年侵鲁，五年攻取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八年灭纪。早在齐哀公时，由于纪国向周天子进谗言，齐哀公被烹，齐、纪由此交恶。到齐襄公，齐国终于灭掉了纪国。齐襄公九年，齐又伐卫，十年又降郕。齐襄公连年征战，扩疆拓土，凭借武力，逞强于一方。齐襄公生活又极为荒淫，竟然与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通奸。文姜在齐僖公时嫁给鲁桓公，生太子同。齐襄公四年，文姜随鲁桓公至齐。齐襄公借机与之私通，被鲁桓公发觉，鲁桓公大怒。文姜把情况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于是便指使公子彭生杀了鲁桓公。《公羊传·庄公元年》载：“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鲁桓公的死讯传至鲁国，上下哗然，但迫于齐强鲁弱，鲁国仅提出了惩治彭生的要求。于是齐襄公杀了公子彭生，使此事得以平息。在这之后，齐襄公与文姜继续放纵荒淫，毫不收敛。鲁桓公去世后，文姜长期居住在齐国，后虽归鲁，却多次与齐襄公相会。齐襄公杀鲁桓公以后，又在位8年，据《春秋》记载，在这八年中，齐襄公与文姜相聚过六次，鲁庄公七年一年中就相会过两次。《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三篇，据说都是讽刺齐襄公与文姜偷情的诗篇。兄妹二人偷情之事甚至被人们编入诗歌、著之于史册并流之于四方，可谓千古丑闻。

不仅如此，齐襄公的性格十分粗暴、蛮横。齐僖公在位时喜爱其侄子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是齐僖公同母弟夷仲年之子。夷仲年死后，齐僖公就让公孙无知在秩服供养上享受与世子同样的待遇，也就是与身为世子的齐襄公享有同样的待遇。齐襄公为世子时曾与公孙无知打过架，因而怀恨在心，一即位就停止了父君许诺给公孙无知的世子待遇。这一行为当然引起了公孙无知的怨恨。齐襄公十一年，齐襄公派大夫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许诺当年瓜熟之时而往，下年瓜熟之时派人替换。可到了第二年，瓜熟之期已过，二人请求派人替换，齐襄公蛮横不许。齐襄公作为一国之君，对戍边大臣言而无信，随即激发了这两位戍边大臣的不满之情。于是他们就联合公孙无知乘机谋划作乱。连称有一从妹在齐襄公宫中，没有受到宠爱，连称就让她了解齐襄公的行踪，许诺事成之后，立她为公孙无知夫人。齐襄公十二年冬，齐襄公出游姑棼，田猎于贝丘，车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凶猛的野猪，侍从都惊恐地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大怒，张弓射去，野猪却像人一样站立着哭叫起来。齐襄公大惊，坠于车下，摔伤了脚，弄丢了鞋子，慌慌张张地返回宫中。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乘机率众攻入宫中，一举弑杀了齐襄公。

齐国群公子见齐襄公与鲁夫人文姜私通，杀鲁桓公，诛杀不当，且又屡次欺侮大臣，淫乱不已，祸所难免，恐怕灾祸延及自身，便各自出奔。公子纠之母为鲁女，管仲、召忽傅之奔鲁。公子小白之母为卫女，鲍叔牙傅之奔莒。从现有记载来分析，鲍叔牙傅公子小白奔莒应当在先，管仲、召忽傅公子纠奔鲁应当在后。《左传·庄公八年》载：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国语·齐语》韦昭注云：“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在齐襄公之乱之前，鲍叔就已经与公子小白奔莒，流落在莒的时间相对较长；而在齐襄公被弑之后，管仲方与公子纠奔鲁，流落在鲁的时间相对较短。

公孙无知弑齐襄公后，自立为国君。当初，公孙无知虐待过雍廪，即位后的第二年（前685）春天，雍廪杀公孙无知。雍廪，《史记》作雍林，以为是地名。《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齐襄公与公孙无知接连被弑，齐国处于无君的状态。在这一情况下，齐国大夫准备迎立公子纠。《春秋·庄公九年》载：“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谷梁传》解释云：“盟纳子纠也。不日，其盟渝也。当齐无君，制在公矣。当可纳而不纳，故恶内也。”《国语·齐语》韦昭注云：“齐人杀无知，逆子纠于鲁，庄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齐大夫归逆小白于莒。庄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从该年春天公孙无知被杀，到该年夏天鲁国伐齐纳公子纠，中间隔了近半年时间，鲁国迟迟不送公子纠归齐。鲁国当时可能为了某种利益，向齐国索要条件，以至于齐国背盟，使高子、国子有机会召公子小白归齐即位。

鲁国迟迟未送公子纠归齐，正好为公子小白归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小白自幼与正卿高傒关系密切，当公孙无知被杀后，齐大夫商议确立新君时，高傒便已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鲁国得知齐大夫背盟，将迎立公子小白做国君后，随即发兵护送公子纠归齐争夺君位，正如《谷梁传·庄公九年》所说：“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这年夏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为争夺君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防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管仲率一队人马在途中拦截。结果，管仲与公子小白在莒道途中相遇，管仲张弓一箭射去，公子小白应箭而倒。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死，当即返回报告了鲁庄公。于是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兵马便放慢了行军的速度。其实，公子小白安然无恙，管仲正巧射中了他的衣带钩，箭镞被衣带钩挡住了。小白急中生智，倒下装死，用假象瞒骗了管仲。当管仲率领队伍返回后，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立即驱车急驰奔向齐都临淄，在高子、国子的接应下，抢先进入齐国而成为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之后，立即发兵迎击护送公子纠的鲁国大军。此年八月，齐、鲁战于乾时，鲁军大败。齐桓公稳定了自己的国君地位。

关于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的过程，《管子·大匡》还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齐襄公在即位后的第二年，驱逐了公子小白，迫使鲍叔与公子小白奔到莒国。公孙无知被杀后，公子纠即位，国人对公子纠不满，召公子小白归国。公子小白认为，“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公子小白畏惧管仲的智谋和召忽的勇猛而不敢归齐，而鲍叔云：“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极力劝谏下回到齐国，得到了齐大夫和国人的支持，驱逐了公子纠。在混战之中，管仲箭射小白，正中衣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出奔鲁国，鲁国发兵攻齐，欲复公子纠之位，但兵败不成。在这一种说法中，公子纠是无所作为之君，管仲、召忽难以施展才能，大夫与国人不满，以至于君位得而复失。

管仲辅助公子纠争位失败后，流落鲁国。

齐军在乾时大败鲁军后，迅速进军、包抄，拦截鲁军的归途，使鲁军陷入危急之中。齐桓公乘胜围堵鲁军，本来是为了逼迫鲁国杀掉公子纠及管仲、召忽等人，以消除争夺君位的隐患。但这期间，鲍叔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桓公本来要任命鲍叔为宰，主持国政，鲍叔坚辞不就，力劝桓公重用管仲，拜管仲为相。《国语·齐语》载：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并且鲍叔牙请求齐桓公抓紧时间向鲁国索要管仲，因管仲智谋非凡，以免管仲在鲁国发生不测。他这样分析说：

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

鲍叔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齐桓公，使他放弃了一箭之仇。齐桓公立即派使者到鲁国，以治罪报仇为名，向鲁国强行索要管仲。据《左传》载，当时鲍叔牙亲自到鲁国迎接管仲。《左传·庄公十年》载：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

鲍叔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而以治罪为名索要管仲、召忽回齐。当时鲁国大夫施伯看清了齐国的真实意图，索要管仲不是真的为了治罪，而是为了用他治国。《国语·齐语》载施伯对鲁庄公云：(www.daowen.com)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

果然如鲍叔牙预计的那样，鲁国大夫施伯向鲁庄公献计：可以把鲁国大政委任给管仲，让他来帮助我们治理鲁国；管仲接受则已，不接受就杀掉他，决不能让他回到齐国去治理齐国。如果我们杀死了管仲，可以表示与齐国同怒，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但是，鲁庄公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施伯的计策，齐国使者就已经来到鲁国了。鲁国迫于齐国的军事压力，不得已只好杀掉公子纠，囚禁管仲、召忽，并把他们交给了齐国的来使。

当时，管仲的处境极为危险。《管子·小匡》载：

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人许诺。……鲍叔受而哭之，三举。

鲍叔亲自至鲁索要管仲，在接受管仲之时，为骗过鲁人、减轻管仲的危险，他大哭三声，表现自己因管仲将要被治罪的无限悲痛。

管仲心里明白，索要他归齐不是为了治罪，而是为了让他治理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说苑·尊贤》载：“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管仲对鲍叔牙的行为心领神会，于是安然为囚，乘坐槛车归齐。

但这时候管仲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空有一身才干，枉费多年奔波，至今落得一个囚徒身份！《管子·大匡》载：

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

一入齐境，召忽便自杀了。狐死首丘，召忽进入齐地而自杀，在为公子纠死节的同时，也显示了他深深的爱国之心！

召忽的死加重了管仲的精神负担。管仲突破了为君死节的道德观念，他不为公子纠死节，甘受槛车之辱，毅然改事齐桓公。按照当时的礼法观念，这种行为是很受非议的事情，正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所说，是“乡里不通”“世主不臣”的行为。可见，管仲当时坚持活着返回齐国，继续追求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尽管如此，管仲始终不卑不亢、胸怀坦荡，坚持着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

管仲束缚，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乌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仲曰：“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以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

封人，官名，主要职责是典守封疆。管仲以囚徒身份进入齐国，在饥饿之际，向封人乞食，受到封人跪献饮食的礼遇，但他不因此而以个人恩惠相许。因此，当封人请求日后给以报答时，他毫不犹豫地对之以“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表现了他尽管处于落魄之中但仍不失一心为国的磊落胸怀。

槛车到达齐国的堂阜，鲍叔为管仲举行了除灾仪式，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在此地建了夷吾亭。《史记集解》引杜预云：“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鲍叔解夷吾缚于此，因以为名也。”已经到达齐国境内，不必再假装成欲治罪的样子。鲍叔牙于是将管仲从槛车中释放出来，为管仲解除束缚，举行了祛除灾祸的仪式。这既标志着管仲从重重劫难中彻底解脱了出来，也表现了齐桓公用人不避仇的高贵品德，同时也显现出了管鲍莫逆之交的崇高以及管仲自此归齐以后齐国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良好开端……后人在此地建夷吾亭以作纪念，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感慨！

管仲到达齐都临淄，让人执斧站于身后，以罪臣之礼见齐桓公。齐桓公对管仲归齐非常重视，亲自到郊外迎接。他见管仲以罪臣身份相见，急忙下令撤走执斧人，与管仲乘车同归，来到庙堂之上，以礼相见。齐桓公请教为政之道，管仲侃侃而谈。齐桓公大悦，于是斋戒十日，拜管仲为相。《管子·小匡》载：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

据说当时管仲接受相位时，曾提出一个条件，即将目标定为建立霸业，而齐桓公不许。管仲坚持，如果齐桓公不答应，他宁愿放弃齐国相位，去为公子纠死节。《管子·大匡》载：

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

这一记载告诉我们，管仲返齐、改事齐桓公绝不是贪生怕死，也绝不是为追求高官厚禄。他一心为的是齐国强盛，让齐桓公“君霸王”是他治理齐国的明确政治目标。

综上所述，管仲在任齐相之前的经历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色彩。其总体基调是悲剧，处处不得志，时乖命舛，被人鄙视，饱受非议。《说苑·善说》载有一段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专门讨论到了这一问题：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仲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仲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路的话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所以需要孔子来一正视听。孔子充分肯定了管仲建立的功业，认为他不为公子纠死节是正确的。《论语·宪问》载孔子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正是从管仲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出发，肯定管仲不守匹夫匹妇之信、不去“自经于沟渎”是完全应该的。我们说，管仲早年的穷困经历被人鄙视，不为公子纠死节而饱受诟病，是孔子最早站出来为他正名的。管仲在世时，最理解他的是鲍叔牙；管仲去世后，最早为他辩解的是孔子。管仲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在感叹“知我者鲍子”的同时，感叹“知我者孔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