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仲的生年，史籍不载，现今有多种说法，今列主要说法于下：

公元前710年左右说。此说据《礼记·内则》“七十致政”之说，认为管仲卒于相位，从而断定管仲享年不足七十岁。又据《管子·枢言》“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的记载，断定管仲享年在六十岁至七十岁之间，“在六十五岁左右”，从而推断管仲生于公元前710年左右。[1]此说不妥。“七十致政”之说不过是一种礼制上的理想设计，诸侯各国普遍实行世卿世禄制，一般是父死子继，年龄要求并不严格。《礼记·曲礼上》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可见，“七十致政”并不是硬性规定。即便是在管仲之时实行“七十致政”之制，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得力辅佐者，贵为仲父，位在高、国之上，也完全可以不受此制限制。至于《管子·枢言》所记，不应视为管仲所说的话，从内容和语气来看，应是掺入的传授管仲之学说的学者之语，此据不足为凭。另外，齐僖公任命管仲为公子纠的“傅”，如果按管仲生于公元前710年左右计算，管仲最迟在齐僖公去世之年（前698）辅佐公子纠，当时只有十几岁，最迟在齐襄公被弑之年（前686）辅佐公子纠奔鲁，当时只有二十余岁，管仲辅佐公子纠之前又有经商、入伍参战、入仕被逐的复杂经历，此说显然与史实不符，与管仲早年的生活经历也不合。[2]

公元前723年说。此说据安徽颍上流传的民间传说，即管仲生于午戊年、午戊月、午戊日、午戊时，推算成公元纪年，从而得出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的结论。[3]

公元前735年说。与上说所据相同，只是推算结果不同，认为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6月6日即农历五月初一[4]，比上说提前了十二年。以上二说的推算结果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仅就其所据为民间传说而言，可信度不高。民间传说的内容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里面有历史的影子，作为佐证尚可，作为信史来采用则明显不妥。

公元前716年说。此说据青溪《管氏宗谱》的记载。该谱说管仲出生于周桓王乙丑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周桓王乙丑年即公元前716年。[5]此说不可信。谱牒中的内容，时间越早越带有口传性质，青溪《管氏宗谱》始编纂于唐代中期（797），距管仲出生已近一千五百年，由于年代久远，对唐之前的世系有比较多的口传内容在所难免。同时，如前文所述，管仲为公子纠傅乃由齐僖公任命，而齐僖公于公元前698年去世，即使在去世之年任命，按此说管仲当时只有18岁，似乎过于年轻，与其经商、参战、入仕的复杂经历也不符。

公元前728年左右说。据《管子·大匡》记载，齐僖公命管仲、召忽傅公子纠，命鲍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受命辅佐公子纠之前经过商，当过兵，入过仕，经历已十分丰富。其奉命辅佐公子纠时应不会小于30岁。齐僖公卒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如果按齐僖公晚年使管仲辅佐公子纠推算，管仲生于公元前728年左右，享年八十余岁。[6]

管仲虽然出身于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家庭早已失去了优越的显赫地位。到他青年时，家境已经十分败落。他作为一个一般士人，穷困潦倒，处处不得志，在谋生的道路上受尽了磨难。《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管仲早年的坎坷遭遇。他有过经商、当兵、入仕等多种人生经历，但每一种经历都不成功，饱受冷眼，只有鲍叔一知己，所以他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曾经长期经商。他作为商人，并不是什么富商巨贾，只不过是鄙野中的小商小贩而已。他曾经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由于家境贫寒，故“分财利多自与”。根据现有的记载，管仲当主要是在南阳地区经商。管仲在南阳经商之时是他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时期。《战国策·秦策五》载姚贾云：“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国都之外的郊野曰鄙，就是说当时管仲只是鄙野商人，在南阳潦倒无闻。并且，管仲在南阳经商时还时常受到凌辱。《说苑·复恩》载鲍叔去世后，管仲泣下如雨，哭曰：“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三辱于市”的“三”不是确数，而是多次的意思，从中可见管仲在南阳经商时的艰难状况。(www.daowen.com)

管仲经商所在南阳或认为是今河南南阳。其实不然。今河南南阳在春秋时为楚邑，称为“宛”。管仲经商的南阳应在齐、鲁交界的南阳一带。南阳，在泰山以南。在山之南曰阳，故称。春秋初期，南阳属于鲁国，后来归齐。《公羊传·闵公二年》载：“（齐）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鲁国发生庆父之乱，齐桓公命高子率领南阳的兵马平定鲁乱，立鲁僖公。这说明南阳在齐桓公时早已隶属齐国。管仲经商之南阳应该就是这个南阳。[7]

管仲曾经多次入仕，但多次被黜，生不逢时。据《管子》载，管仲做过养马的小官。《管子·小问》载：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圉人”，古官名，掌管养马放牧等事，也泛指养马的人。《周礼·夏官·圉人》云：“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管仲自称“尝为圉人”，说明他做过养马方面的小官或者是亲自为人养过马，因此他能够了解马厩事务，并能灵活借“傅马栈”先用“直木”或“曲木”直接影响到以后所用何木一事来暗喻开端的重要性，寓意十分深刻。

管仲入仕不仅多次被黜，还很可能也使家庭受到过连累、遭受过迫害。《说苑·善说》载子路与孔子讨论管仲，子路曾说管仲“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孔子说：“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从“家残于齐”来看，管仲的家庭曾在齐国受到迫害，并且从子路的话中可以觉察到，管仲所受的迫害还是比较严重的，已到了面带“忧色”的程度。

管仲“家残于齐”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据其经历推测，可能发生在齐襄公时。《说苑·善说》载子路云：“昔者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可能是在齐襄公被弑之前，管仲曾劝谏齐襄公，但不被采纳，并且触怒了性格暴戾的齐襄公，使齐襄公“不说”。齐襄公从而使管仲“家残于齐”。

管仲还曾多次被编入军伍，多次参战，但他为了不让老母失去奉养，忍受着被人视为胆怯的耻辱，多次临战脱逃。

如上所述，管仲曾经长期处于穷困潦倒之中，郁郁不得志，不仅不为人所识、所重，而且还受到“不慈”“贪”“愚”“不肖”“怯”等种种鄙视。《说苑·尊贤》云：“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早年的管仲在时人眼中不过是狗盗之徒、天下一庸夫而已。

《孔子家语·困誓》载孔子云：“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此话用在管仲身上很是恰当。管仲经过商、当过兵、多次入仕又多次被逐的坎坷经历不仅磨炼了他追求理想的意志，使他养成了忍辱负重、善于权衡利弊得失、注重实际、为大义不拘小节的性格，也丰富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为他以后驰骋于政治舞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