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历来对《史记》的记载本无异议，皆认为管仲是颍上人。但是细考起来，当时并无“颍上”这一具体地名。“颍”指的是颍水。《史记索隐》：“颍，水名。《地理志》颍水出阳城。汉有颍阳、临颍二县，今亦有颍上县。”而“今亦有”的“颍上县”初设于隋朝大业二年（606）。《史记索隐》并没有指出“颍上”的具体方位，只是举出古今与颍水有关的三处地名而已。这说明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他已经弄不清楚《史记》所说的管仲“颍上人也”的“颍上”具体在何处，所以只能列举出与颍水有关的三个地名，而对管仲的里籍则含糊其词，付之阙如。

由于人们对“颍上”这一地名的不同理解，所以虽然人们认可管仲是颍上人，但对管仲里籍的说法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安徽颍上县说。持此说者最为普遍，特别是近些年来，颍上县对管仲高度重视，如1974年成立了“管子研究小组”，1991年成立了“颍上县管子研究会”，并于2002年创刊《管子研究》会刊，到2008年，在“颍上县管子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从2006年起，设管仲文化旅游节并连续举办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议，颍上县作为管仲故里的观点几成定论。持此说者之主要理由如下：

（1）“今亦有”的颍上县就是古时之颍上。此说的论据主要有二：

一是《左传·成公十六年》关于颍上的记载。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载，诸侯伐郑，“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蔡地与今颍上临近，故此处颍上应该是位于颍水下游的今颍上县。[11]此说并不足为据。之所以得出《左传》“颍上”即位于颍水下游的今颍上县的结论是断章取义造成的。《左传》“诸侯迁于颍上”的后文是：“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晋国率领诸侯本来是伐郑，先侵陈、侵蔡，但最终目标是郑，自然去郑不远。郑子罕能够对“诸侯之师”发动夜袭，这说明《左传》所说的“颍上”绝对不是蔡国东边的今安徽颍上，而应在陈、蔡西边的靠近郑国或在郑国境内的颍水中上游一带。

一是根据古代地图方位。汉代的地图方位是上南下北，按照这个方位来看，今颍上县处在颍水的最南端，正在颍水最上方，所以称为“颍上”。隋炀帝时期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把这里命名为颍上县。[12]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沿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说法。《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河南道十一·颍州》之“颍上县”载：

颍上县，东南一百七十里。旧十一乡，今三乡。本汉慎县地，属汝南郡。吴、魏之际设关防，莫谨于此。隋大业二年于今县南故郑城置颍上县，以地枕颍水上游为名，仍隶颍州焉。唐武德元年移于今理。[13]

此段话说明：颍上县本来是汉代的慎县，隋大业二年改置颍上县。为什么称作“颍上”？是“以地枕颍水上游为名”。颍上县所处之地不在颍水上游，而《太平寰宇记》是历史地理著作，绝对不会连颍上县不在颍水上游都搞不清楚。显然，此处“上游”一词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游的意思，其含义应该是在颍水最上方，即在颍水的最南端。

（2）《太平寰宇记·颍州》之“人物”云：“管夷吾，颍上人。”颍上县是颍州府的属县，这说明最迟到宋代，已经有人认为管仲是颍上县人。

（3）颍上县有关于管子的民间传说和名胜古迹。今颍上县多有关于管、鲍之传说及遗迹。传说如：管仲的乳名叫“芒种”，生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五月初五正午时，是收麦种豆的“芒种”日。而管子的名字“夷吾”是一个人占五个午的“一五”之谓，管仲与鲍叔牙情同手足，为使异姓手足情义代代相传，因此“管鲍两姓不通婚”，通婚者视为不是管、鲍嫡传，此俗世代相传。[14]遗迹如：颍上县有管谷村，相传管仲生长于此；颍上县有旧八景，第一景是“文地春风”，据《颍上县志》记载，相传孔子曾经过此地，在此地凭吊管仲，而这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久留陈、蔡之间”相合；颍上县有管鲍祠，始建于明万历六年（1578），当时县令屠隆感叹“由管仲至今，数千年邑无祠”，于是修建管鲍祠，并作《管鲍祠碑记》以记其事。这些传说和遗迹集中于颍上县，这一现象于其他地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说明颍上县就是管子故里。

（4）因管仲生于此，所以命名为颍上县。清同治九年修、光绪四年补刊的《颍上县志·舆地·沿革考五》云：“旧志遂以《史记》以前未有以颍上名县者，史迁所称不过泛言颍水之上耳。考颍上县置于隋大业二年，隋去古未远，度置县之始，必以斯地为仲所生，因取《史记》颍上二字以名之。不然，颍水自河南发源，下迄颍口入淮，数百里间，何地非颍上，何在不可名县，而独有取于此耶？此固理之显而易见者也。”管仲生于此，《史记》又说管仲为颍上人，所以隋朝为了纪念管仲，才将此地命名为颍上。

除《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地多有管仲的传说和与管仲有关的遗迹有一定说服力，其他多为推测之辞，有臆断之嫌。因此，人们并不完全赞同安徽颍上县说。

第二，河南颍水上游说。持此说者认为：

（1）今安徽颍上县即秦时所置慎县，隋时方改为颍上县，并且距管叔封地甚远，姬姓管氏一支在春秋之前不可能始居于此。

（2）《史记索隐》释“颍上”只是解释了颍水的发源地，列举了与颍水有关的地名，并特别指出在汉代只有颍阳、临颍二县，并没有管仲是“今亦有”的颍上县人的意思，起码是唐代司马贞不认为管仲是颍上县人。说管仲是颍上县人只不过是后人因“颍上”二字相同而产生的误解，安徽颍上县的管仲遗迹不过是后世之好事者所为。

（3）管地在今郑州市，而管叔后裔以管为氏，最初应聚集在管地即今郑州一带。而颍水即今颍河，是淮河最大支流，发源于河南郑州的登封市，流经许昌、漯河、周口诸市，入安徽阜阳市，经颍上县，从正阳关注入淮河。管地靠近颍水上游，所以《史记》所说“颍上”应在颍水上游一带。

进一步说，主此说者之观点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a.颍水之滨。《史记·管晏列传》所称“颍上”，并非具体地名，而仅为颍水之滨之意。《史记索隐》所举的颍阳、临颍二县在郑州以南、颍水上游。大概司马迁作《史记》时，由于管氏灭国已久，古代地名多有变迁，已不能确切指出管氏先祖的居住地，所以只能笼统地称为颍水之滨了。[15]

b.河南郑州登封。管氏族谱中有管叔鲜子辈管兑邑纶而管氏从迁于纶邑之说，即管叔鲜被杀后，其子辈管兑，被周成王任命为纶邑大夫，于是管氏迁于纶邑。而纶邑正在今登封市。(www.daowen.com)

于茂世在《大河报》发表《“颍阳旧事·家在颍谷”系列之四 管仲、董卓家在颍阳》一文，说管子是颍阳人，而颍阳在今郑州登封市。另外，该文引吕宏军主编《登封市志》，将管仲列为登封人。《登封市志·人物·传记》云：“‘颍上’当在河南省登封市境内。颍上即颍水的上游或颍邑，而非安徽的‘颍上’县，登封作为颍水的发源地无疑在上游之内，当为颍上。”[16]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颍上”一词并没有颍水上游的意思。颍上犹如“江上”“河上”“海上”“泗上”，指的是水之上方或水之滨，作为里籍，不可能是水之上，只能是水之滨。

c.河南许昌禹州。《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颍上”，其地在今河南禹州一带。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八《列国山川·郑》“颍水”条：“《水经注》：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又东南过阳翟县北。阳翟，今禹州。颍北，当在禹州之北。《成十五年》：诸侯师于颍上。《襄十年》：晋侯与楚夹颍而军，郑人宵涉颍，与楚盟，亦禹州之颍也。”按：“《成十五年》”为“《成十六年》”之误，“师于颍上”为“迁于颍上”之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云：“此颍上意即颍水之旁，当在今禹县境。”杨伯峻也认为《左传》所说的颍上在今禹州。司马迁作《史记》曾参考《左传》，其所说的“颍上”沿用了《左传》中“颍上”的概念，应与《左传》一致，其地应在今河南禹州一带。[17]

d.河南漯河临颍县。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的《各县异名表》载，临颍县的异名为“颍上”。“颍上”作为临颍的异名，仅见于此一处，并且以列表的形式予以表述，未有任何说明，不知有何依据，因而此说并不为人所关注。

第三，齐国颍上说。青溪《管氏宗谱·管氏源流引》云：吾管氏得姓于叔鲜，厥后成王以二叔之畔削其爵，故《史记·管蔡世家》管叔子孙莫考论者，遂以蔡有后而管不传，不知去其封邑以昭先王之法，而存其后以敦亲亲之谊。子孙散在列国，不为大夫者，不得通显于世，居齐国之颍上，后有管严者，实生夷吾，《史记正义》曰：管仲，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按《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据此谱，管仲一支最晚从其父始，就居于齐国颍上。[18]（说管仲之父名管严，误，其说详见后文。）

近世以来，一直有管子是齐国颍上一说，如梁启超说管子是“齐之颍上人也”[19]；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论语选读》（二）之“八、论政治”在注释管仲时说：“姓管，名夷吾，字仲，春秋齐颍上人。”但是齐国并无颍水，也没有与颍水相关的地名，说管仲是齐国颍上人，未见有任何依据，大概因为管仲一直生活在齐地，所以认为颍上在齐国。因此，此说也可能是推测之辞，并不为人所认同。

关于管仲的里籍除上述颍上说，也偶有其他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越人说。《盐铁论·相刺第二十》载“大夫”与“文学”相互辩难，大夫曰：“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文学曰：“故不患无夷吾、由余之论，患无桓、穆之听耳。”这里说管子是“越人”。这一记载实在让人不得其解，如柳诒徵即说：“谓管子为越人，未知所本。”[20]对此，清代张敦仁曾作考证，认为所谓的“越人夷吾”实为传抄所误。“夷吾”实为越人蒙（字子臧）之误。其考证详见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第8册《盐铁论·相刺》。后来重新出版的《盐铁论》，如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等，都将“越人夷吾”“夷吾之论”径直校改为“越人子臧”“子臧之论”。因此，现在很少见到有人据《盐铁论》论述管仲的里籍。

一是成阴说。何光岳云：

至于管仲由颍上迁齐成阴，梁玉绳《史记志疑》：“案：《说苑·尊贤》云：‘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成阴即高密，与颖上异。又夷吾谥敬仲，似当书之。”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临近海滨，故《孟子》说“管夷吾举于海”，看来，管仲由楚国颍上（安徽颍上县南）迁齐之高密，齐桓公时，管仲食邑于管城（章丘县临济镇北管城），其子孙世居于此，直到田太公田和篡夺姜齐政权的前夕，管仲最后一代管弱也被田和作为姜齐之羽翼剪除了。[21]

此说认为管仲由楚国颍上迁至成阴，即齐国高密。但是一般不认为成阴是管仲的居住地。《说苑·尊贤》原文如下：“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百里奚道之于路，传卖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髌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胁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文中所举均为穷困潦倒之士遇明君圣主之事，不是说管仲等人的里籍。管仲于“成阴”也犹如太公于朝歌、棘津，充其量是流寓之所或暂住之地。因此，此说也并不为人所认同。另外，文中所引《孟子》云“管夷吾举于海”实际上是“管夷吾举于士”之误，见《孟子·告子下》。

综合以上诸说，管子应如《史记》所载，是颍上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个“颍上”究竟怎样理解？按现有资料分析，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管氏无论是起源于管叔鲜，还是起源于周穆王庶子，无论是以国为氏，还是以邑为氏，都是因“管”这一地名而来，而管叔鲜与周穆王的庶子所封的“管”地为同一地，在今郑州市附近。西周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居住也应该相对固定，因此管氏最早应该在今郑州一带繁衍。颍水起源于登封，而登州就在今郑州西南，相距百余里，今属郑州市，可见管地应当距颍水上游不远。

其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颍上”，据前文分析，其位置也应在郑地，也在颍水之上游。

其三，管氏族谱中有管叔鲜子辈任纶邑大夫之说，而纶邑即在今河南登封，位于颍水之源。

其四，在关于管仲的记载中，与管仲有关的地名也与颍水上游一带相关，如唐代卢照邻《五悲文·悲才难》说：“若夫管仲不遇齐桓，则阳城之赘婿。”阳城邑，在今登封市告成镇，位于嵩山之南，颍水之北，故名阳城。《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朱熹《四书集注》说阳城是“嵩山下深谷中可藏之处”。可见登封之阳城是早就有的古地名。“阳城之赘婿”说明管仲与阳城一带有特殊关系，而阳城正在颍水之滨。

在分析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基础上，与安徽颍上说相比较，不难发现，河南颍水上游说应当更为可信。至于管子里籍究竟在颍水上游的何处，我们认为，《史记》所说的“颍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左传》所载的“颍上”也不是具体的地名。据前文分析，《左传》所载的“颍上”当在郑国境内，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都认为在今禹州市。禹州在郑都（今新郑）之南，相距不过三十公里。“诸侯迁于颍上”的“颍上”当在颍水之南，郑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乘夜色作为掩护，偷袭诸侯之师，终于获得胜利。此处的“颍上”并不是具体地名，而应当是颍水岸边的意思。后来《史记》沿袭了《左传》的用法，称管子为“颍上”人。而此“颍上”应在阳城至禹州之颍水流域。禹州最早称夏邑，春秋时为郑国栎邑，战国初为阳翟，秦置颍川郡，治所即在阳翟，纶城、阳城均为属县。登封与禹州相邻，从管仲到司马迁已经相差五六百年，大概在司马迁时，已经不能分清管仲里籍的具体位置，只能以“颍上”笼统称之，故“颍上”之大体位置应在登封与禹州之间。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管子的里籍在郑州以南、颍河的上游，大体位置应在登封与禹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