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启动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对大熊猫等稀有动物进行特有保护。1956年，林业部颁布了《狩猎管理办法（草案）》，对猎枪的制造、销售、持有等作出具体规定。1957年，水产部发布《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草案）》。1962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强调对野生动物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17]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提出建立禁渔区，对珍稀水生动植物加以保护，并规定了水域环境的保护要求。1973年外贸部颁发《关于停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和出口的通知》，同年农林部发布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和《自然保护区暂行条例（草案）》。1979年，国务院发布《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规定应重点保护的水生生物名录和禁渔区、禁渔期等。1981年，国务院批转了林业部等《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

1982年《宪法》在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同年发布《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后被1992年施行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取代。198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明确了对部分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及其重要栖息地的保护。1985年，林业部发布《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进行了规定。1986年，商业部发布《商业部关于严禁收购、经营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通知》，禁止乱捕滥猎、非法倒卖、走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同年，国家颁布《国境卫生检疫法》并于2007年、2009年、2018年进行了三次修正。1987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捕滥猎和倒卖、走私珍稀野生动物的紧急通知》，以纠正“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错误思想。

1988年，我国正式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他包含动物保护的条款则分散于《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等法律中。1988年12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规定保护的动物达335种，其中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7种、二级238种）、《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颁布，后于2011年、2013年修订）、《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发布，后于2011年、2013年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发布，后于2011年、2017年修订）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文件。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条例，原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制定了《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原林业部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该规章于1991年发布，后于2015年修改）。1992年，林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和《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后被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严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的通知》取代。1997年，《动物防疫法》颁布，后于2007年、2021年修订，2013年、2015年修正。2000年，国家林业局发布《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将重点保护对象扩充到日常所说的“三有动物”。2004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次修正，对外国人开放的猎捕场所的手续由批准变为备案，同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必须经检疫合格才能出售。200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2016年进行修订时对立法目的、野生动物的定义、法律适用对象等都进行了修改，2018年第三次修正，将市场管制上的权力主体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2020年4月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稳妥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后续工作的通知》（林护发〔2020〕42号），就稳妥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后续工作作出指导。2020年5月28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蛙类保护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20〕15号），切实解决部分蛙类交叉管理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护管理主体，落实执法监管责任，加强蛙类资源保护。(www.daowen.com)

从新中国诞生到现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工作从未停步，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出发点也发生过巨大的转变，先是从“使用价值级”提升到“经济价值级”，然后又由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转变为维护“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即对野生动物的立法角度由资源利用变为生态保护。立法角度的转变也改变了司法、执法工作者和守法群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思路。因此，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工作一直处于不断地尝试与进步中。